于是，有几个地方要改。一是男女主人公不能到高粱地里去制造孩子了，这个结尾决不能出现。就改成了哑巴让妻子带着女儿跟“我”走，这样哑巴的形象提高了，就是中国残疾人的形象提高了。虽然后来是让一日本人演的哑巴，但故事里的角色是中国人。二是哑巴太多了，就把三个小哑巴孩子改成生了个会说话的小女孩，伶牙俐齿、聪慧漂亮。三是，女主角是个瞎子，这怎么拍呢？不但丑化了女演员，还会让人误会是加勒比海盗，不能带个眼罩呀？所以就改成一条腿瘸掉了。影片拍出来，给莫言看，当时，霍建起一直注视着莫言，看到结尾的时候，莫言的眼睛湿润了，他舒了口气，知道煽情还是很成功的。
电影让莫言觉得基本满意，高密的故事放到了江西和安徽交界的地方，加上烟雨濛濛，芦苇遥遥，徽派建筑，伤感又抒情，还有一种忧悒美，得奖是必然的，只是莫言觉得这也是妥协的产物，如果按照原来的小说拍，这将是极具震撼力的电影。其实，小说改编成电影，本就要放弃很多东西，就像巩俐是个小姑娘，而“我奶奶”在莫言的想象中却是一个“比较丰满的中年妇女”，莫言还一度担心，这小姑娘能演好吗？结果证明，可以。
2006年末，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组的编导为了制作2007年春节的特别节目“中国电影地图——《红高粱》山东高密”，重访河崖镇孙家口，怀旧的滋味呼之欲出。2012年，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山东影视集团、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有意将莫言作品《红高粱》拍成电视剧，看来红高粱又要热上一热了。
怀旧的时候，往往都是充满记忆的时候，怀旧本身就是是把记忆重新唤醒的过程。就像莫言重新看儿时的电影时，还是会哭泣，不是为了电影本身，而是为了那段岁月。莫言说，他有的时候会惶恐，或者说危机意识，比如《红高粱家族》写出来了，他就担心这是一个好小说吗？他真的成为一个作家了吗？
（三）国门内外
对于高密东北乡而言，国门外的来者，有一些是时代带来的，有一些是由莫言带来的。很久以前，有些外来者，莫言甚至都没有亲见过，近三十年来，他对自己带来的外来者则有亲身感受。
历史与现实
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天主教这个外来物种，还有一些牧师、神父都来到高密东北乡，他们是布道者，也是乡村中特殊的理解者。高密东北乡有一座天主教堂，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就写了一个讲一口流利高密话的瑞典神父马洛亚，他先是用怜悯、友爱救了被丈夫虐待，快要死掉的上官鲁氏，后来又给了上官鲁氏爱情，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上官金童、玉女，神父和教堂给了这个村庄一种全新的信仰，他们也用自己的怜悯之心和对神圣的执着带给村民全新的希望以及先进的医疗卫生知识。很多像马洛亚一样虔诚的布道者都死在了这些大山的深处，他们见证了中国各个时代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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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国人在晚清的地盘，小说《檀香刑》里专门刻画了跟德国人作对的英雄孙丙，剧本《英雄浪漫曲》里也有个跟德国人对抗的苏金榜。这两篇作品都涉及到1887年，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毁坏庄稼、强拉民夫、激起民愤的事情。苏金榜说：
“修铁路占了我们的土地，毁了我们的庄稼，压了祖宗的坟墓，坏了我们的风水！”
莫言说，自己调查过，铁路没让德国人赚到什么钱，修铁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山东变成德国的殖民地。今天，说不定还要感谢德国人的铁路，带来的交通便利，在我的家乡济南，过去有个哥特式的济南火车站。我很小的时候，姥姥家就在火车站边上，我们一家常常在小广场上散步，那是很漂亮的德国建筑是，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一座典型的德式车站建筑。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世界上唯一的哥特式建筑群落车站，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就是这样一座火车站被野蛮地拆除了，那时候的济南市长是谢玉堂，我致死都会对这样一个市长保持我的不满，因为作为一个公仆，他没有做到起码的顺从民意，像希特勒一样独裁。不知道午夜梦回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人怎么能为那么点蝇头小利失去一颗人文的心呢？
莫言说：
“为什么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地区一下子冒出几十支抗日队伍？我想都和铁路有关系的。整个胶东半岛那么多在外边做买卖做生意的，也出了那么多有见识的走南闯北的知识分子，都和铁路有关系。它除了提供一种交通便利之外，我想还是因为铁路来回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跑，天下通晓。”
莫言称，这是“道以载文”。铁路的确开启了山东人民的心智——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很多文章都有关于铁路和文明的叙述，比如铁凝的成名作《哦，香雪》，香雪就是因为山里开了铁路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梦想。这其实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我们了解外来事物，外来事物也了解我们。
比如，在100多年前的高密，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德国人没有膝盖，只要他们跪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了。还有就是想学德语就要把舌头剪开。所以，在德国人修铁路的时候，想要召集一帮孩子学习德语，结果家长们都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了。后来，当山大的德国留学生去莫言故乡的时候，莫言爷爷很仔细地看了这些德国人，发现他们正常的很，没有被剪了舌头，也有膝盖。
莫言去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在演讲中说，自己对于当代的德国作家并不陌生，像君特格拉斯、伯尔、西格弗里德·伦茨、马丁·瓦尔泽、彼得·汉特克……都很熟悉。莫言还称德国作家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强化了自己的个性。崔京生说，莫言那时候最喜欢的是很多冷僻的德国作家作品，如伦茨的《灯船》、《面包与运动》、《德语课》、《卖笑的人》，其实，莫言喜欢德国作家，也是一种心理代偿，德国作家的风格一般是理性的审慎，而莫言则洋洋洒洒将感性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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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外来入侵者恐怕就是日本人。因为战争，中国和日本，成为一个尴尬的话题。中日关系不应该成为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因为原本，就没有秘密。莫言对于日本最初的熟悉是小时候，爷爷奶奶给讲的传说。莫言知道，中国的东边有一片大海，有个国家跟中国隔海相望，叫做日本。
爷爷说，徐福乘着大船去了大海深处，他是为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的。走的时候，带走了三千童男童女，他停在一个神秘的岛屿，就是日本。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很多中国人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说小日本就是中国人的后代，还考证说，连陕西的口音都透着一股子日本味儿。莫言说，日本学者柳田国说过，“传说的一端，有时非常接近历史”。我想着是有道理的，传说一般都是历史事件的演化，但关于徐福东渡的目的，我想，说不定不是去寻“长生不老药”，而是逃亡。秦王暴虐，民不聊生，有一方土地暂得安宁，还不好好留下来定居？
奶奶说，太阳就是在那里升起来的，升起来之前，太阳睡在那个水池里，水池边上有很多大桑树，桑树上结满了桑葚，一些个子不高的人，整日坐在树上，一边唱歌，一边吃桑葚。这些个子不高的人，就是日本人。我想，从奶奶的故事看，日本人不都那么可怖，他们个子不高，吃着桑葚，怪道叫作“扶桑”呢，这是多么热爱生活的幸福民族，为何偏偏要侵略呢？
我想，一个原因是日本小了，还有就是与生俱来的恐惧——地震频发、海啸威胁，加上政治家们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就生出了事端。记得有部日本电影叫做《日本沉没》，说的就是日本人对于大海的恐惧。莫言说，“即使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为了争夺家产”，也有有刀枪相见的那一天，何况，这样两个仅仅靠传说有些亲戚关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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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去了，我们在回忆战争的时候，总需要一些方式来抹平创伤。比如出品一些电影、电视、小说；比如仇恨、抵制敌国，比如本国发愤图强。
丑化敌人是最常见的方式，所以中国影视剧和小说里，日本人丑陋异常，基本上都是“面目狰狞”，蛮横无理。在小说《红高粱》中，有关于日本人“剥人皮”的描写，一直被人们当做一种噱头口耳相传。其实，这是莫言有意识地在展示他的“大沟壑、大抱负、大苦闷、大气象”即一种宏大情节的产物。既是宏大的情节，就要展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普遍的内心。中国农民历来的隐忍情节，让他们不轻易去恨，一旦是反抗了，就是无路可走的时刻，只有把日军最残忍的行径表现出来，中国农民的反抗才会迅速地充斥在这片高粱地里。
但事实上，莫言开始接触日本人，并去日本实地访问的时候，却发现，日本人“态度诚恳”、“礼貌周全”，有一些还很漂亮。当两个国家的关系开始缓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不少日本的电影，我的父辈到现在还会对那时候的老电影心怀憧憬。离开家在外求学，我发现自己其实失去了很多乐趣，一家人围在一起怀旧的乐趣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怀念。《追捕》、《远山的呼唤》、《望乡》、《血疑》、《女排五号》……高仓健、中野良子，迷倒了众人。我记得张艺谋拍过一部叫做《千里走单骑》的电影，男主角请了年过半百的高仓健，我辈自然看着没感觉，父亲却格外激动，硬汉的形象，早早在他内心烙下。莫言去日本吃遍日本的美食，日本人也来中国品尝中国的传统美食。80年代末，莫言和日本朋友南条竹一起在中国沈阳吃了一次满汉全席，连吃了三天，回到北京后，莫言的体重长了三斤。对他而言是一次难忘的回忆。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是电影《红高粱》的主题曲，作曲是赵季平，作词是张艺谋/杨凤良，电影中姜文唱过，有资料称张艺谋也唱过，还被赵传收录在他的专辑《精调细选》里。当年，电影获奖，莫言称他从高密到北京，一下火车，就看到车站一个微醺的人，拿着酒瓶子摇晃着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言去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开始前，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前拉起了警戒线，留学生们一身陕北打扮，提着红灯笼，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用这种方式欢迎到场的嘉宾，只是这不是属于高密东北乡的打扮，让人觉得有些遗憾。记得在瑞典的《红高粱》重放现场，人们也是唱这首曲子，莫言说，那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倘用所有的奖项交换可以回去，他会毫不犹豫地回去的。
只是，过去了，就过去了。青春的岁月里我们都很青涩，而不是大胆地往前走。在国门之外，莫言理应大胆地走，因为国门之外，是欢迎这样一个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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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成名后，他的很多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他也因此去过不少国家。莫言之所以能得到国外的各种奖项，也和这些翻译家们分不开。法国的尚德兰、林雅翎，日本的藤井省三、吉田富夫，意大利的帕特里西亚·里贝拉蒂（李莎），韩国的朴明爱，瑞典的陈安娜等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等。
莫言首部被翻译出去的作品，据莫言回忆应该是1987年，北京有本杂志叫做《中国文学》，有法文版和英文版，当时翻译的是《枯河》等短篇小说，莫言说这本杂志的质量不高，所以进不了“西方的读者圈子”，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高校或者可以见到，影响很有限。当然，翻译本身也不容易，韩少功有文章《也说美不可译》：
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单就译这个象征性很强的标题来说，就得踌躇再三。是译成一个透明的红萝卜呢，还是译成一些透明的红萝卜呢？在感觉细腻明敏的读者那里，一个与一些所提供的视觉形象是很不相同的。中文中不成问题的问题，一进入英语便居然屡屡成为了问题。对主语和人称也不可马虎。
说起翻译，莫言很羡慕苏联的作家。苏联在对外介绍自己的作家时，由政府出钱，请国外最好的翻译，一译就是几十本。他还提到台湾也不错，专门设立翻译基金，吸引外国翻译来翻译台湾作家的作品。对于翻译与原著，莫言有这样的看法：
文学的翻译大概有三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一流的翻译把二流的作品翻译成一流的作品。比如说一个法国翻译家法文特别好，把一部中国二流小说翻译得非常棒，法国读者看到的自然是法文，他会觉得这个中国作家太棒了……再一种情况是一部一流的作品被一个蹩脚的翻译者翻译成了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品。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一部一流的小说，遇到了一流的翻译家，那就是天作之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