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正式研究佛教，也是在他初步宦海，任大理评事（掌管刑狱的京官）签书凤翔府判官（佐助州官掌管文书）的时候，初习佛于同事王大年。他在《王大年哀辞》中说：“嘉祜末（1061年），予从事歧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东坡初入空门时，与其说他重在佛教的信仰，不如说是重在人生哲理的探求。他的作品最早写到佛教题材的，是嘉祜六年（1061年）所写的《凤翔八观》组诗。其第四首《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云：
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
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
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
此叟神完中有恃，谈笑可却千熊。
当其在时或问法，俯首无言心自知。
见之使人每自失，谁能与结无言师。
《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叙述维摩诘向文殊等八千菩萨提出“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的问题，法自在等三十位菩萨皆用“言说”表述，维摩诘不置可否，于是三十菩萨要文殊表示看法。文殊说：“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文殊说毕。又问维摩诘：“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诘默默无言。文殊赞叹道：“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言语，是真入不二法门。”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而所谓不二法门在诸法门之上。苏轼诗文所引释典，以《维摩诘所说经》为最多，本诗仅是个开端，维摩诘居士示病于外而智慧充实于内，亦最为东坡所佩服。
苏轼满腹经纶，天才高峻，但在宦海中却屡遭没顶之灾。究竟原因，在于苏氏不投机取巧，不左右逢源，独立不倚，刚正招祸，“道大难容，才高为累”（见《李方叔祭文》）。其妾朝云尝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也夫子自道：“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不善俯仰，累致纷纭”。正因为如此，他半世生涯都只能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过日子，动辄得咎，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佛老（老庄）思想（尤其是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学趣，养成了随缘任运，安然洒脱的人生态度。
东坡之喜禅，首先是要求静心。现实世界带给他无穷的苦闷和烦恼。在佛教中，他找到了摆脱这些苦闷和烦恼的方法，对人世进行超然的冷静观察，从而对一切苦难都无所挂碍，无所顾念，跳出矛盾纠缠之外，达到心泰神宁的妙境。物我两忘，身心俱空。他入禅院，与其说是求佛佑，不如说是寻求内心的宁静，亦即“净心”、“安心”是也。
东坡前半生对佛教感兴趣，与僧人交往，只不过是文人当时以谈禅为高雅的风气使然。嘴上说禅，其内心却是以“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正统儒生、正统士大夫自命。《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就是明证：
天欲雪，去满湖，楼台灭山有无。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圆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哺。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簿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此诗确为佳作，山水如画，清新而微寒之气扑面而来。这就是苏轼通守钱塘，到官之日，即访诗僧惠勤、惠思之作。名为找和尚谈禅，实则到孤山寻诗。倘若子瞻此时像那些怀才自负，骄纵狂妄的士大夫；或是逐利失利，沽名成空的贪官那样，借谈禅来医治自己的心病，那么，肯定表达不出这种清寂的意境，淡薄的欢娱。也难以用客观的笔触，去淡淡勾勒禅房和浮图。
所以，用“名寻道实自娱”这句诗来概括苏轼前半期的禅学生涯，大概是恰当的罢。在这段时期，他的诗文更多地强调了禅学与儒学的一致性，认为“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见《次韵参寥寄少游》）按《维摩诘所说经》云：“一切文字即解脱相，勿离文字求解脱也。”《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五》亦云：“文字是法身气命，读诵明利是圆家数息。”禅宗则强调心印，“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苏轼折衷了佛门各宗的观点，而强调了“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换个说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正是南北朝以来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与宗教的统一。苏氏赞同这个观点、这种生活方式。
熙宁十年四月，苏轼到徐州任太守。在这里，他结识了诗僧参寥，作有《送参寥师》一诗：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悄，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禅宗的空观和静观，是要让人们把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看作水中月，镜中花。而苏轼却发现了禅理可以作为诗法的借鉴，可谓特具诗人之卓识。苏氏指出，诗人不妨把空静观借来作为一面镜子，去观察和体味人间的“群动”、“万境”。这样吟成的诗篇，才是“真巧非幻影”，而且其中还蕴含着一种隽永的哲理的“至味”。事实上，苏诗中的不少佳作如《题西林壁》等，都具有这们的理趣。其想象的奇妙，诗语的清隽，都得力于他从禅机中悟得的新奇的观照方式。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王安石变法失败。旧派司马光（1019－1086）入朝为相，尽改新法，恢复旧制。这又引起了刚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的不满，他认为新法“不可尽废”，而应当“参用所长”。（见《东坡奏议集·卷三》）结果招致了新旧两党夹击，在朝廷中无所适从，不得不连上章疏，请求外放出任地方官，哲宗赵煦元佑四年（1089年），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元佑六年（1091年），又改知颖州（今安徽阜阳）。他在颖州与人开浚西湖，引来焦陂之水，修筑清河、西湖三闸。在《轼在颖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一诗中，他写道：
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颖谁雌雄。
万法平等，所以万物各得其所。祸福苦乐，只是相形而现，是人们的感觉而已。在一切都不断生灭流转的大千世界里，什么是非荣辱都是无所谓的。同年，他在《祭龙井辩才文》中说： “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
根据事理圆融的观点，不但佛教各宗，就是儒、道各家也都有其价值，共同汇合到真理的大海里。而在儒、佛二教之间，东坡认为相反而相为用，不谋而同。宰官行世间法，缁流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有无二，所以他对二者都不偏废。
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再度执政，将苏轼目为旧党。四月，贬为宁远军节度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五十七岁的东坡居士赴惠州途中，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游崇因寺，见宗袭长老。时崇因寺新塑观世音菩萨像，苏氏于像前礼拜并发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后果于六年后北返时（1100年），为作《观世音菩萨颂》。
南迁途中，过曹溪南华寺（在今广东曲江县）。见到六祖慧能漆泞真身，苏轼不禁老泪纵横，作《南华寺》一首：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此诗通篇咏六祖事迹，用《坛经》之典。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禅宗祖庭，诗人重新发现了自己——“我本修行人。”在他看来，人生的祸福苦乐，都决定于一念之间，应物处世只决定于主观的认识和态度，表现出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洒脱情怀。
在惠州，苏轼建“思无邪斋”，并用《思无邪斋铭》：
“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未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中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铭其斋曰：‘思地邪’。……”
铭文中的“有思而无所思，”深得佛家“中道”三昧，有思指无邪之思，即下文的“正念”；无所思则指不为外界所干扰，苏轼要这样做到外轻内顺，即：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如此心境自然宁静。把释迦牟尼的“正道”与孔子的“思无邪”相统一，这正是他糅合儒佛的表现。
纵观东坡的一生，他前期涉及佛教的诗文，往往流露出不堪世事压迫以求解脱的心情。而到后期，则能以透脱的教理来认识世界，看待苦海中的人生，作飒然出离之想。他利用佛教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深刻的反省，培养出一种超然洒脱，与世无争的襟怀，求得心理上的平静安宁。这种观念与儒家的入世思想相互为用，既矛盾又统一，使他处于危难之间不惧不馁，不悲不忧，而机遇来临之时又能坚持其以仁政治国的崇高理想，奋斗不已。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东坡谪居琼州时，“日啖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喜和陶诗，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没有消极颓废，而是乐观向上。可见其得力于佛学修养之深。
翰林学士苏东坡因与照觉禅师论道，谈及“情与无情，同圆种智”的话后，忽有省悟，因而作“未参禅前”、“参禅时”、“参禅悟道后”三偈，表明心得。
未参禅前的境界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到了参禅时，其心得是：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及至归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及至参禅悟道以后，其心境是：
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东坡曾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
他同陈述古谈禅理，曾有极风趣的“龙肉”和“猪肉”之比。陈述古批评他所理解的禅理过于粗浅，而禅理照陈述古看来是玄妙精深的；东坡就将粗浅的禅比作“猪肉”，将精妙的比作“龙肉”，说：“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可见东坡对佛老思想是为我所用，从自我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和改造。
东坡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东坡先生爱禅而不迷禅，学禅而又能明白扬弃，可谓智者了！
◎禅中怀画意
从前的禅僧被称为“云水”，云和水没有一个固定的样貌，也是一种不执着，不执着正是一种生命体悟的要义，不执着会使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之创意，使我们超越了逻辑与预设的陷阱。
——《不执着的心》
禅画，原来是用作修道的搭桥，以求创作者与欣赏者之供需均衡。有人讲：“禅画是无象而有象衬托‘道象’来。”禅画概括地说，有几点特征：一、从佛教禅的思想，做实践印证的手法，通过禅画表现自己悟证的境界。二、以简略笔法，随心应手写出胸中丘壑，寥寥几笔，一点一划，无不体现作者的心灵印证。三、机锋转语，不拘泥常规，写出悟道者的境界。四、画中有禅，禅中有画，诗与画大结合。
禅画是中国禅宗特有的艺术，修禅者用笔墨来表达禅道，开创出唐宋以来中国绘画的新纪元。禅者对万里长空、万籁寂静的虚空，思索如何引人入圣，促使有限的人生活活泼泼地步入生生不息的永恒大道，提升到无限的时空世界，体验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禅者借用笔墨，写出心灵的声息，在有限的人生水月中，一口吸尽西江水，拓开思想领域，创造广大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