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本在东方
根据佛教传说，世界有九山八海，中央是须弥山，其周围为八山八海所围绕，除第八海是咸水海之外，其他都是八功德水，有清香之海，称之为“香水海”。
——自序《小麻雀的歌声》
禅学，本源在印度佛教，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得以形成和发展。
早期佛教的禅思想促使佛教教义里三个主要部分（戒、定、慧）中定学的形成。印度后来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早期佛教中所形成的这方面的内容。但在佛教的发展中，禅思想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和佛教的其他学说密切结合，特别是注重把禅定与对事物的实相或最高实在的体悟结合起来。
禅思想在印度一直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佛教中，在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中，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中，都存在着禅思想。甚至在印度佛教外的一些主要宗教中，相当于禅思想的宗教修持也相当发达。只是在印度佛教中，没有形成一个专门以禅思想为主要弘扬内容的佛教流派或宗派。但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印度佛教在东传之后，与中国本土文化逐渐适应，并且结合产生了“禅宗”。早在达摩到中原传佛之前，印度佛学与中国玄学早已结合产生了格艺佛教。这里面不但有僧肇的造论，也有道生的说法，他们这些东土大德对佛法的弘扬，就为中国禅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齐、梁之间，宝志禅师的《大乘赞》，就颇近后世禅门的顿教思想，善会的禅修则已开启了“中国禅”之先河。因此达摩祖师的东渡，并非是传播佛教思想到蛮荒之地，而是方才找到了其禅法顺利弘传的缘。也由于中国早期就具备了禅法弘传的基础，故六祖以后的禅法必然朝着单刀直入、当下即得的道路发展。这一发展方向虽然曾一度发展到了“呵佛骂祖”的境地，但毕竟只是在破斥学人的情识上的我执与法执上做功夫，而作为真正永恒的佛法是骂也骂不掉的，而真正的觉者也是骂不到的。所谓“丹霞烧木佛，院主落须眉”，其缘由就在这里。假如像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禅家不做禅定修持，不追求人生的终极目标，那自然也就找不到自身的归宿（即云门和尚所说的“腊月三十日”）。而作为心性解脱的禅宗也将会从佛教的轨道上颠覆，从而转化到纯学术的方向上去了。
禅宗是佛教中最为中国化的一部分，而这正是由于禅法在不违背佛教的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又能充分注意与东土的中国文化相融合，使之彻底地“中国化”，而又不脱离佛教的基本轨迹。 倘若离开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无从谈“中国禅”了，更无从谈中国的佛教了。
禅自印度来
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物，不管是什么，都会在时代与环境的迁移中改变面貌，即使是禅也不例外。
——《现代人的禅》
而瑜伽修行在佛教产生前的印度已存在很长时间了，印度具有瑜伽修行的宗教派别很多，佛教仅是其中之一。由于瑜伽修行的许多内容与禅的修持内容相同，还由于瑜伽修行的最初内容在印度比佛教产生早，因此，印度古代瑜伽中的不少成分实际上是佛教中禅的最初形态。这样，佛教中禅的思想来源就应到瑜伽中去寻找。
据考古发掘证明，瑜伽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就存在，在印度河文明遗址考古发掘的物品中，一些印章的神象上就有瑜伽修行的坐法。印度的许多古老的文献典籍，如《奥义书》、史诗《摩诃婆罗多》等中都提到过瑜伽。在较早的《奥义书》中，就已提到了作为瑜伽重要内容的“静虑”。如《歌者奥义书》中曾用“静虑”来形容比喻天地山水等的静止不动状态，还提到静虑大于心，小于识。《鹧鸪氏奥义书》明确提到了“瑜伽”一词。该《奥义书》中则把瑜伽与信仰、真实等相提并论。《迦塔奥义书》中则把感觉器官的认识功能的不起、意识的安宁等精神状态看作瑜伽。《慈氏奥义书》则称瑜伽为：统一呼吸、心及感觉器官，漠视一切存在现象。
《慈氏奥义书》还对瑜伽做了具体分类，认为瑜伽有六种，即：调息、制感、静虑、执持、观慧、三昧。此外，大量《奥义书》中提到的对最高实在梵的体悟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属于瑜伽的禅定或冥想。《奥义书》中的这些关于瑜伽修行的内容，主要反映了早于佛教而产生的婆罗门教的宗教修行方面的理论。它谈的主要是保持人的内心的平静，控制人的感觉器官的活动，不受外界干扰，甚至达到观慧和精神凝定的状态。这些与佛教的禅或禅定的内容是一致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关于瑜伽的材料也非常丰富，它有关于精神修炼方面的内容，如其中提到了静虑、执持、观慧、三昧等瑜伽修行的禅定阶段，也有关于瑜伽修行所产生的神通力，如提到了微细、轻妙、遍满、远到、随所欲、支配、尊胜、通贯等具体的神通力的种类。
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中的瑜伽派的基本经典《瑜伽经》是印度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瑜伽修行的经典。它收集整理了先前分散的瑜伽修行的内容，在理论上作了系统的概括和归纳。《瑜伽经》对“瑜伽”下了定义，认为 “瑜伽是对心作用的抑制”。《瑜伽经》还对三昧的种类进行了划分：有想三昧、无想三昧、有种三昧、无种三昧、有寻等至、无寻等至、有伺等至、无伺等至等，并且了瑜伽的八支行法，即：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静虑、等持，描述了瑜伽神通力的主要种类，指明了通过瑜伽修行和智慧达到解脱的途径。《瑜伽经》的许多内容与佛教的禅或禅定有着惊人的相似。
上述这些奥义书、史诗及《瑜伽经》中的关于禅或禅定的内容，与佛教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两方面有着重要的关联。
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雅利安人就从早期的乐天乐生转向对人生价值的反省，悲叹人生多苦，追求精神解脱众苦而获永恒安乐，是印度人生态度的主要特点。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氛围下，佛教才得以诞生，禅学才得以发展。可以说，佛教禅学浓厚的出世主义倾向，深受印度传统思想影响，与印度民族的人生态度基本一致。佛教及禅的传播发展，使印度传统的人生态度更增其超现实性，但佛教及其禅的人生态度，在印度诸家学说中尚称中庸，既反对以苦行自我折磨，又反对纵欲主义，持不苦不乐的中道观。
从佛教禅思想的形成方面来说，影响大的主要是《奥义书》。现存《奥义书》中有一部分是在佛教产生之前出现的，如前面提到的《歌者奥义书》和《鹧鸪氏奥义书》中的主要内容形成于佛教出现之前，大致在公元前800年至500年之间，因此可以说其中的有关静虑或其他的瑜伽修行方面的成分会对早期佛教禅思想的形成有影响。关于史诗的年代，因为它的早出部分和晚出部分时间跨度很长，现很难给出具体时间，但较早的部分中也不能排除对早期佛教禅思想形成影响的可能性。
从佛教禅思想的发展方面来说，晚出的《奥义书》、《史义书》、史诗《摩河婆罗多》和《瑜伽经》应该说都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从时间上看，晚出的《奥义书》、《史义书》、史诗《摩河婆罗多》在禅思想方面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很难说哪个就一定只是源，或只是流。《瑜伽经》的最初部分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形成的，而现存《瑜伽经》则约在公元300年至500年之间定型。因而它和佛教在禅思想方面也应是一种互相借鉴吸收的关系。实际上，《瑜伽经》卷四中借鉴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内容，而《瑜伽经》前三卷中的关于三昧和瑜伽修习方法等的一些内容也可能被佛教所吸收。
就印度佛教本身来看，禅思想自该教产生时起就成为该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原始佛教最初的教理中，有所谓“八正道”的理论，而这八正道之一的“正定”，说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正定”是佛弟子在学习佛教基本教理，追求解脱过程中的一种必有的心态，修行者要摄止住自己的心作用，要“不乱不散”。在论述早期佛教的禅定时通常举出所谓“四禅”。关于“四禅”，根据《杂阿含经》卷十七中的说明，意思是要逐步控制人的感觉、情感、思想等，也就是控制人的心作用。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达到了八正道中说的“不乱不散”的状态。这与《奥义书》和《瑜伽经》中的瑜伽修持观念是类似的。
除了“正定”或“四禅”之外，早期佛教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涉及禅定的概念，如“三解脱门”和“四无量心”等。三解脱门指空（体悟事物的空性）、无相（不执着于事物的假相）、无愿（无所愿求）。四无量心指慈（给众生快乐）、悲（除众生痛苦）、喜（见众生快乐而喜）、舍（舍弃错误观念）。在这两组概念中，三解脱门明显是属于禅定自身的内容，因为空在早期佛教里主要指的就是“空定”；无相就是禅定中的离相；无愿是一种不动心的态度。这三者实际很难严格区分，它们密切相关，都是禅定范围内的东西。四无量心主要是为进入禅定所做的准备性工作或修行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这和《瑜伽经》里八支行法中的前两支有些类似，它要表明的是：若要做瑜伽或入禅定，必须遵守一些起码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要求，如果对众生充满仇恨，对事物充满了贪婪或无知，就无法达到修持目的。
在佛教中，逐步把对事物的实相或最高实在的体悟看成是最高层次的禅的境界。这种趋势在大乘佛教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大乘教义对人生更为重视，对人道伦理之力倡，有促使印度的人生态度既不致于走向否定人生价值、一味追求来世幸福之极端的作用，又可抑制作为印度传统出世主义、禁欲主义之补充的纵欲主义倾向。近世学者多将印度长期衰微的原因归之于基于瑜伽的出世思想，这显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因此而将印度衰落之因归诸佛教及其禅，则似乏史实根据。众所周知，印度的衰颓不振，是印度教中兴、佛教衰微绝迹以后的事。而佛教在印度兴盛之时，伴随它的却正是印度历史上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
大乘佛教也有自己的定学，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大乘所强调的所谓“六度”中的“禅那波罗蜜”上。禅那波罗蜜自然也有与小乘定学相同的内容，但二者也有差别。在小乘中，定学要求修行者思虑集中，彻底摆脱世间凡尘的种种杂念烦恼，认为修这种禅定能产生最佳的宗教修行效果，绝对肯定这种禅定的意义。但在大乘佛教中，受大乘总的理论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初期大乘佛教及中观派的“无所得”观念和“中道”思想的影响，大乘对禅定的看法与小乘有一些不同。如在般若类经中，大乘佛教论述禅时说：“菩萨摩诃萨行禅那波罗蜜时，应萨婆若心，于禅不味不着，……于一切法无所依止，亦不随禅生。”还说：“菩萨摩诃萨以应萨婆若心，自以方便入诸禅，不随禅生，亦教他令入诸禅，以无所得故，是名菩萨摩诃萨禅那波罗蜜。” 显然，在大乘佛教看来，对一切东西都不能执着，因为事物都是“无所得”的，禅也不例外，也不能执着，不能把修禅绝对化，而且修禅也不能像一些小乘佛教那样要求绝对与外部事物分离。
大乘佛教的这种对待禅的态度与其关于世间和涅槃关系的理论等有关。龙树在《大智度论》中说：“一切世间法中皆有涅槃性。”这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完全脱离世间来达到佛教的解脱。这类理论对大乘佛教的禅观念是有影响的。既然不能通过完全脱离世间来达到佛教的解脱，那么也就不能通过绝对化地“离相”来获得最高层次的禅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