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中午，车水马龙的大上海突然响起了一阵防空警报声。不久，人们便看见近20架国民党飞机直扑工厂密集的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区等地。
机群或两架一组，或三架一组，对位于这一地段的上海发电厂、自来水厂等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不一会儿，就使北起吴淞，南至卢家湾的狭长地带腾起了滚滚浓烟，变成了一片火海。
空袭发生后，上海市市长陈毅迅速通知公用局长、公安局长、警备区领导马上到市政府开紧急会议。
不久，各方面遭受轰炸的损失情况就相继报来，由于当时我军还没有制空权，不能形成有效的防空火力圈，空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国民党飞机投下的重磅炸弹，有10枚落到了担负着大半个上海供电能力的杨树浦电厂内，使厂房和发电机遭到重创，造成全市性大面积停电。另外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区自来水厂设施也严重损坏，近千间民房被毁，500多人被炸死，1000多人被炸伤。
陈毅怒火中烧。他一面急电党中央要求迅速解决上海市的防空问题，一面要求全市军民积极动员起来，开展一场空前的反轰炸、空袭斗争。
事实上，在此之前，隐蔽战线即已经开始进行此项斗争。
国民党军在大陆战场上一败涂地之后，又制定了使用当时尚占优势的空军对我进行报复性袭击的计划。在当时的条件下，空袭需要有明确的地面指示，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就命令在上海的特务探查上海各船厂生产、修理军舰的情况。
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又想方设法派遣特务潜往上海架设电台，以配合敌机轰炸上海。我公安机关对敌人的行动高度警惕。
1949年下半年，公安机关从敌机空袭的效果分析发现，其空袭给上海造成的损失一次比一次大。敌机轰炸的不仅都是重要目标，而且投弹命中率也一次比一次高。
从国民党空军的装备性能而言，它如果得不到准确的目标引导与炸点修正，其投弹命中率不可能有如此之高！因为当时它主要是依靠目视投弹空袭，而且，飞机为保持不被我方的地面高炮击中，只能保持在三四千米的高度上飞行，这就使投弹的命中概率大为降低，加上上海市区建筑林立，如果没有地面的指挥引导，找准轰炸目标并非易事。
种种迹象表明，上海市区有敌特的地下隐蔽电台在活动！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接受了侦破敌电台的任务。
杨帆对侦察科提出了“把全部敌特电台案件线索逐个进行过细研究，分别采取措施，务求及时发现侦破”的要求。侦察科的同志接受任务后，立即行动起来。
正当排查刚刚展开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中央军委、公安部发来的通报：
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吴思源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日与台湾总台通报。
经查，吴思源是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此人是搞电报侦听的行家里手。这个短短不到30字的通报，虽然没有提供吴思源到沪的目的及详细情况，但却从侧面证明了敌特电台已潜入上海，正在进行活动的事实。
为了找到吴思源，侦察员们对照上海市户籍档案，进行一个一个的核查，但始终没有查到有叫此名的人。
侦察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正在这时，又一份发自北京国家公安部的通报摆到了杨帆的案头：
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以汪洋名义，由港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即淮海中路）施家瑞收。
这份通报的时间是1950年1月上旬，它激发了杨帆的灵感。他点燃一支香烟，头脑中闪现出一个新的侦破信息，既然从名单上难以找到“吴思源”这个人，那么从这笔经费邮寄的款项上入手，很可能会使案情出现转机。
因为上海解放初期，沪港之间银行汇兑业务已经停止，从香港拨汇上海的款项，都需由香港银行委托上海一些私营贸易公司代转，所以这份汇款单无疑为我公安机关破案指明了方向。
侦察员立即逐家调查了经营这类汇款业务的公司。他们发现这笔汇给“吴思源”的款项，是经由北京东路41号的一个名叫“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转的。
侦察员进一步查看了这个公司以往由香港寄来的汇款存根，其中一张1949年11月5日汇入的金额为775万元汇款单存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份汇款的收款人地址及姓名栏目中写有“上海市林森中路567弄14号施家瑞收”的字样。
这样，一个名叫施家瑞的人就引起了侦察人员的注意。
由于当时我方已经掌握此项汇款是一笔特务活动经费，所以可以断定收款人施家瑞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这个线索也使得侦察“吴思源”电台的调查柳暗花明。
我公安人员再次查阅了公安局户籍处保存的人口档案，这个施家瑞的信息赫然在目：施家瑞，1921年生，湖南人，其父施肖莲在上海光复西路56号经营一家“振记瓷器店”。
施氏父子的档案非常清白，侦查人员看不到他们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丝毫瓜葛，也看不出他们在港澳台有什么社会关系。但是特务机关汇给吴思源的经费，确实由施家瑞于1949年11月10日领走的。
1950年，国民党空军飞机对上海市的空袭频率和强度都有明显的增加，国家公安部和上海市委要求市公安局：
迅速摸清潜伏敌台，尽快查明破案！
做为侦破此案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杨帆感到自己的肩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不仅仅是对上级负责，更重要的是要对数百万上海市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
1月11日晚，杨帆召集有关科长、组长及全体办案人员召开会议。他说：“案件侦破有了新的进展，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不过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吴思源’是施家瑞的化名还是另有其人？是否确有电台？如果有电台，藏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侦察确实。”
杨帆对办案组下一步行动作了四点指示：一、对已发现有嫌疑的人员和地点，实行24小时严密监控；二、尽快查明“吴思源”其人的真实身份，以确定其性质；三、在周密稳妥的前提下，力争及早破案，稳、准、狠地打击敌特；四、在侦查中必须小心谨慎，严防打草惊蛇.惊动敌人。
第二天，振记瓷器店就被杨帆派出去的侦查人员严密地监视起来。振记瓷器店背靠苏州河，店前是一条不宽的小马路，路对面是上海造币厂高高的围墙。这个地方及周围环境对侦察员隐蔽监控非常不利。侦察人员改变策略，有的化装成摊贩、有的装扮成三轮车夫、还有的假扮成卖报人散于目标四周，力争进行全方位的监视跟踪。
侦察人员发现这个瓷器店的生意非常冷清，有时一天只做几笔小额生意，而店里却雇请了四五个职员，按照这样的营业额，连日常开支也是难以维持的。
他们经调查发现，瓷器店是1949年12月1日开张的，而这个时间恰恰是施家瑞从银行领取了汇款之后的第二十天，侦查员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店主用汇款开设的一个用以掩人耳目的活动据点。
根据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在该店户籍登记的6人中，施肖莲、施家瑞等5个人都在店中出现过，唯独那个名叫罗炳干的人从未露过面，这个罗炳干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侦查人员通过调查得知，罗炳干是施家瑞的妹夫，他与其妹施丽华结婚后，一直住在南市福佑路362号的一个民宅里，以“跑街”的身份出现在该店的户籍中。
奇怪的是，侦察员在跟踪施家瑞时，曾有两次在福佑路附近失去目标，估计是去了罗炳干的住处。另一个违反常理的现象是，跑街的是店铺中地位最低的伙计，可是这个“跑街”不仅不“跑”，相反要施家瑞上门找他，太不可思议了。
此人是不是几个月来一直没有找到下落的“吴思源”？侦察员决定立即以罗炳干为重点，对其住地进行监控。
罗炳干住在南市的一个小巷子里，由于罗炳干一直深居简出，极少露面，所以关于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取得有价值的证据。
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案子似乎又陷入了困境。
国民党的飞机仍在频繁空袭，上海市的某一处地方时常会冒起冲天大火。吴思源电台尚未查明下落，公安局的指战员们，为此彻夜难眠。
就在大家为吴思源案不能迅速突破而焦虑不安时，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侦听科侦悉并破译了一份台湾保密局电台发来的密电，此电的接收人正是吴思源。该电令吴思源：
望告我空军轰炸效果，并通知发给活动经费黄金20两。
这份台湾密电，使我侦察人员认定了“吴思源”就是向敌方提供情报的特务，而且也证明他的手中肯定掌握着电台。为此，杨帆令本局负责电台测向侦察业务的黎明加入到该案的侦破中来。
黎明原是起义的国民党保密局电台台长，他对台湾军统特务机构使用的电讯信号、电波频率和人员情况都比较熟悉；另外，黎明还熟知一些无线电侦测知识，这对最终侦破此案很有帮助。
当黎明看到了“罗炳干”这个名字时，立即回忆起在军统特务机构中也曾有一个名叫罗炳干的人。罗炳干系军统报务员，原名罗德阳，又名罗汉，时年32岁，祖籍湖南华容。1937年考入军统技术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任军统重庆总台和郑州站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此人报务技术娴熟，是个干练而精明的特务。
从我方掌握的情况来看，军统特务罗炳干与瓷器店“跑街”的罗炳干姓名、年龄相符，只是籍贯不同，“跑街”的罗炳干的户籍记载是南京人，而他的妻子却是湖南人。
侦察科的同志们认为，罗的籍贯是假的，这两个罗炳干很可能为同一个人，如果有机会让黎明看一眼这个罗炳干，那么所有的疑问就都解开了，但问题是这个神秘的罗炳干从不轻易露面。
敌机仍在到处扔炸弹，侦察小组没有更多的时间继续等待下去。杨帆决定对罗的住处实行电台测向的技术侦察。
经过实地勘察，侦察人员认为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地处近郊，白天车来人往，尚属热闹，但到了晚上就显得冷辟清静，是架设电台的理想地点，很适合于敌特地下电台的活动。于是，侦测人员在距瓷器店约100米的地方架设起侦测机，对目标进行日夜测向、监听。
然而，三天过去了。侦测机没有测出一点信号，而且，侦查员也始终未见罗炳干在店中露面。侦察组怕是侦测目标判断有误。于是，他们又将侦测目标转移到罗炳干的住处福佑路362号，监测组在附近50米处的一户居民家中的阁楼上架起侦测仪。可眼看第三天又要过去了，却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这天早上8时5分，侦测机突然发出了“嘟嘟”的报警声，接着就发出一组密码，侦测仪上的方位指标明确无误地指向了罗炳干的住处。侦察员小李迅速用手提式简易测向机沿着指标方向搜索前进，追寻着信号一直走到了福佑路362号的门前。
这是一间砖木结构搭建的简陋住房，小李从紧闭的门缝中用耳朵隐约可以听到屋内“嘀嘀哒，嘀嘀哒”的发报声。与此同时，从侦测仪的显示判断出，这个电台正在与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络！
至此，紧张艰苦的侦察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地下电台的方位找到了，同时罗炳干的谜也不解自破了。吴思源即罗炳干的化名，“跑街”的罗炳干就是台湾军统机关的那个罗炳干。
消息传回局里，侦察员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几个月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特务终于要落网了。
然而，就在同一时段，国民党进行了新一轮更为猛烈的空袭和轰炸，轰炸造成的破坏影响到了整个城市机器的正常运转，甚至使正常的侦察程序一度中断。
这是1950年1月25日中午1时30分，由12架国民党空军重型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对上海的杨树浦、高昌庙沿江一线的江南造船厂、英联船厂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杨树浦发电厂和江南、英联等造船厂遭到严重破坏，数百间民房被毁，上百人伤亡，数千户居民无家可归。轰炸地的惨状令上海市委和公安局领导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们决定立即破案！
1月27日清晨7时，架设在福佑路罗炳干住宅附近的发报侦测仪再一次发出了讯号，富有长期反特经验的侦察科长钱明立即下达的命令：“开始行动！”他率领3名侦察员手持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罗炳干的门前。钱明对准插着门栓的门就是一脚，“乒”的一声门被踹开，只见罗炳干正躲在阁楼上头戴耳机，手按发报键发报。
面对突如其来的场面，罗炳干吓得面色煞白，魂不附体。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他知趣地摘下耳机，举起了双手。
侦察员们从他的住处缴获收发报机各一部、密码一套、发报底稿和收报记录19份。在罗的抽屉中，还搜查到一张记着江南造船厂地址的纸条，这是国民党飞机空袭过的目标。
根据罗的口供，侦察员们一鼓作气，于当天中午抓获他的同伙施家瑞，1月31日又将另一名同案犯施肖库逮捕。
化名“吴思源”的罗炳干在罪证面前，如实交待了他的罪行：
罗炳干从军统特务人员训练班毕业后，长期在军统局、保密局任报务员、译电员。1949年7月，他从广州去台湾，被台湾保密局委任为上海独立台台长，自任报务、译电、情报员，领得收发报机一部，波长、呼号、密码及银元5000枚。规定化名“吴思源”，自己独立行动，不与保密局在上海的其他任何人发生关系。
1949年8月19日，他从台北到定海，而后又化装成商人携电台乘渔船于8月25日混进上海。抵沪后住在与其过往甚密的施肖莲家中，后在福佑路租了一间住房，9月12日与施肖莲之女施丽华结婚。
9月23日起，罗炳干开始架设秘密电台，9月24日与台湾沟通联络。此后他一直不定时向台湾保密局总部提供上海的天气、重要目标方位、轰炸结果以及我军政、财政、文教、群众团体等情报。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在每次报告情报之后都发上一组“报务经费用完，请求补发掩护费并酌发生活费”之类的密码。
1949年11月初，罗炳干接到毛人凤的电示：“务将华东区内公私合营重工业工厂名称、地点、生产情况、及轰炸目标等，全盘确切速报。”罗炳干首批将上海江南造船厂、招商局机器厂、瑞熔铁工厂等情况相继报告了台湾，5日，收到台湾特务机关从香港汇来的775万元活动经费，罗炳干欣喜若狂，但这775万元毕竟不是个小数目，为了掩人耳目，他将这笔钱交给其内弟开办了“振记瓷器店”，自己则在店中当一个“跑街”，以便隐蔽其特务活动。
后经证实，正是由于罗犯的情报，江南造船厂、英联船厂、杨树浦发电厂等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目标遭到国民党飞机的毁灭性轰炸，给上海市的建设和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罗炳干落网之后，定海的国民党空军仍然根据其事先提供的情报，于1950年2月6日对上海市的上海电力公司、沪南与门北水电公司等重要目标进行了解放后最为猛烈的大规模轰炸，造成了空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为了有力地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震慑敌特的破坏活动，严厉惩治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罗炳干死刑，立即执行。
2月8日，《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了题为《密报匪机轰炸目标，匪特罗炳干昨枪决》的报导。事后，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对施家瑞、施肖莲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