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长以为与文帝最亲，在国娇纵不法，文帝一直优容不治。刘长恨辟阳侯审食其，文帝三年，刘长入京朝拜，袖藏铁锤往拜审食其，乘其不备将其锤杀，而文帝依然置之不问。淮南王愈加跋扈，在国中召纳四方游士，包庇在汉犯罪者，又自请让国博取声誉，自高于文帝，文帝让舅舅薄昭写信给刘长，以周公诛管蔡，齐桓公杀兄，秦始皇杀弟暗示，而刘长依旧故我。文帝六年，有人告刘长谋反，文帝遂招刘长至长安削其王爵，以槛车流蜀地。途中，刘长忿恚绝食而死。文帝闻知，自愧有杀弟之名，遂尽诛沿途护送官吏以塞责。淮南王死，百姓作歌以刺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两人不相容”
汉惠帝没有儿子，吕太后从外面找了一个婴儿冒充是惠帝生的，立为太子。公元前188年，惠帝一死，由这个婴儿接替皇位，吕太后就名正言顺地临朝执政。吕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要立吕家的人为王，问问大臣们可不可以。右丞相王陵是直筒子，说：“高皇帝宰白马立下盟约，不是姓刘的不应该封王。”
吕太后听了挺不高兴，又问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陈平、周勃说：“高祖平定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这当然是对的；现在太后临朝，封自己的子弟为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吕太后才高兴地点点头。散朝以后，王陵批评陈平和周勃说：“当初在先帝跟前宣誓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在场吗？现在你们违背了誓言，怎么对得起先帝？”陈平和周勃说：“您别着急。当面在朝廷上和太后争论，我们比不上您；将来保全刘家天下，您可比不上我们了。”
打这以后，吕太后就陆续把她的内侄、侄孙，像吕台、吕产、吕禄、吕嘉、吕通等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整个朝廷大权几乎全落在吕家的手里了。吕后一家夺了刘家的权，大臣中不服气的人不少，只是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说罢了。汉高祖有个孙儿刘章，封号叫朱虚侯，他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儿。有一次，吕太后举行宴会，指定刘章进行监督。刘章对太后说：“我是将门的后代，请允许我按军法来监督酒宴。”吕太后答应了。刘章瞧见大伙儿喝酒喝得热闹。他提出要给吕太后唱个《耕田歌》助助兴，吕太后说：“你就唱吧！”刘章放开嗓子唱了起来：
深耕穊种，立苗欲疏；
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不一会，有个吕家子弟喝醉了酒，不告而别。刘章追了上去，借口他违犯宴会规矩，把他杀了。刘章回来向太后报告的时候，左右大臣吓得什么似的。吕太后因为已经允许他按军法办事，也拿他没有办法。
吕太后临朝的第八年，得了重病。临死前封赵王吕产为相国，统领北军；吕禄为上将军，率领南军，并且叮嘱他们说：“现在吕氏掌权，大臣们都不服。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带领军队保卫宫廷，不要出去送殡，免得被人暗算。”
吕太后死后，兵权都在吕产、吕禄手里。他们想发动叛乱，但是一时不敢动手。刘章从妻子那里知道了吕家的阴谋，就派人去告诉他哥哥齐王刘襄，约他从外面发兵打进长安来。齐王刘襄向西进兵，吕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将军灌婴带领兵马去对付。灌婴一到荥阳，就跟部将们商量说：“吕氏统率大军，想夺取刘家天下。如果我们向齐王进攻，岂不是帮助吕氏叛乱吗？”大家商量下来，决定按兵不动，还暗地里通知齐王，要他联络诸侯，等待时机成熟，一起起兵讨伐吕氏。齐王接到通知，也就暂时按兵不动。周勃、陈平知道吕氏要发动叛乱，他们想先发制人，但是兵权在吕氏手里，怎么办呢？他们想到大臣郦商的儿子郦寄和吕禄是好朋友，就派人要郦寄去劝说吕禄：“太后死了，皇帝年纪又小，您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您，对您不利。如果您能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封地，齐国的兵就会撤退，大臣们也心安了。”吕禄相信了郦寄的话，把北军交给太尉周勃掌管。
周勃拿了将军的大印，迅速跑到北军军营中去。向将士下了一道命令：“现在吕氏想夺刘氏的权，你们看怎么办？谁帮助吕家的袒露右臂，帮助刘家的袒露左臂。”北军中的将士本来都是向着刘家的。命令一传下去，一下子全脱下左衣袖，露出左臂来（文言叫“左袒”）。周勃顺利地接管了北军，把吕禄的兵权夺了过来。吕产还不知道吕禄的北军已落在周勃手里，他跑到未央宫想要发动叛乱。周勃派朱虚侯刘章带了一千多个兵士赶来，把吕产杀了。接着，周勃带领北军，把吕氏的势力消灭了。到这时候，大臣们胆子就大了。他们说：“从前吕太后所立皇上不是惠帝的孩子。现在我们灭了吕氏，让这种冒充的太子当皇帝，长大了不是吕氏一党吗？我们不如再在刘氏诸王中推一个最贤明的立为皇帝。”大臣们商议的结果，认为代王刘恒在高祖的几个儿子中，年龄最大，品格又好，就派人到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把刘恒迎到长安，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
吕后晚年，因没有子孙，怕高祖诸姬子孙欺凌吕氏，故重用诸吕为重臣。她除了大封诸吕为王、侯，让他们分掌文武大权外，还做了许多怪事。如喜欢搞裙带关系来巩固她和诸吕的地位。由於分封诸吕为王，违反了刘邦生前规定的“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的禁令，诸吕擅权引起了刘氏宗室和重臣元老的不满。虽然吕后满手血腥，却未因而疯狂。
赵王友饿死后不久便出现了日蚀，长安城中即使在白天也是一片黑暗，吕后深感不吉而烦闷地告诉身边的人：“这都是因我而起。”她并非单纯的因为杀害赵王友而畏惧报应得到来，即使烦闷依旧有直言原因的魄力。吕后八年，杀害了燕王建之后，吕后开始了一段驱邪之旅，归途中突然冲出一只青狗，吕后产生了自己腋下被咬的幻觉，占卜之后显示出赵王友的阴魂作祟，后来吕后的腋下真的出现了伤口并且日益恶化，是年七月，吕后便过世了。死时年六十二，与高祖合葬长陵。她所统治的时代或许让人感到一片血污，但终究只限於宫廷内的斗争。但其铁腕决断，尽显政治女强人本色。诛杀功臣，铲除异己，做事一步到位，不留后患。其凌厉让男子汗颜。
汉惠帝继位后，在丞相曹参协助下继续推行刘邦“清净无为”的“黄老政治”与民休息，进一步推动了西汉经济的发展。汉惠帝仁慈、懦弱，刘邦在位时就有废长立幼的想法，就是废掉刘盈，另力幼子赵王如意。后因发现吕后势力，觉得刘盈羽翼丰满而放弃。吕后虽然千方百计地想巩固政权，不辞辛劳地帮扶少帝临朝，但少帝并不感激她。公元前184年，少帝逐渐长大，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和母亲的遭遇，不谙宫廷险恶的他气愤地说：“太后怎么可以杀死我的母亲呢？将来我长大了，一定替她报仇！”吕雉闻知这件事后，立即将他幽禁在永苍宫，不日就杀害了他，另立恒山王刘义为帝。4年之中，吕雉立了两个少帝。
汉王朝内外交困，危机不断，正是吕雉协助汉高祖刘邦果断出击，及时采取措施，剪除了一些威胁性很大的异姓王，消除了隐患，排除了危机，稳定了天下。汉惠帝三年，丞相萧何死后，曹参接任相国位，推荐和选拔一些务实而不图虚名的官吏，撤换那些不干实事而又好生事端的人，从此不在过问具体事务，若有公卿大夫登门与其商量政事，他便以酒待之，使人醺醺而归。惠帝命曹参之子中大夫曹窋去问曹参：为何不理朝政？曹窋回家问曹参还被无辜打了一顿，惠帝纳闷，只好把曹参找来当面询问，曹参恭恭敬敬地回答，说：“陛下您自己觉得比高祖皇帝如何？”惠帝说：“我怎么能与高祖相比！”曹参问：“那陛下觉得我与萧（萧何）相比哪个贤明？”惠帝说：“你好象也不如萧丞相。”曹参说：“既然陛下比不上高祖，我也不如萧丞相，那么我们就按他们既定的方略，认真遵守，继续推行不是很好吗？”惠帝听后，称赞道“很好！”这就是“萧规曹随”，其实当时是“东朝”主政，太后居长乐宫“垂帘听政”，加上曹参在齐国任相国曾拜盖公为师，盖公集历史之经验，教他一套“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安”的道理，故建议惠帝推行“无为而治”。
惠帝时，曹参继续推行“刘八条”，还规定民女15至30还不出嫁，就要罚款（明显和吕后过不去，如果刘邦是如王立群所说的43岁娶吕雉，那么她是28岁嫁刘邦，30岁生刘盈，要是吕公再拖她两年，不是要罚款吗？
刘恒同他的父亲刘邦一样，在皇位来历不明时，总要找一个传说来说明皇帝本来就应该他做。于是刘邦临幸刘恒母亲薄夫人时，薄夫人就梦见了巨龙盘身，然后刘恒就出生了。但不管刘恒是怎么当上皇上的，他毕竟是“文景之治”的建设者之一，也是西汉王朝的明君之一。之所以在刘恒和儿子刘启统治时期出现国泰民安的“文景之治”，首先要归功于刘邦和刘盈的苦心经营，但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在于刘恒“贤智温良”的性格。正是他这种性格，才使得大汉王朝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得以贯彻和延续，更进一步把老百姓从战乱中解放出来，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他和他的儿子刘启不遗余力的积累，为后来汉武帝建立伟大的功勋奠好了根基。
汉文帝继承皇位后，政权很不稳固，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决定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他首先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策。贾谊这个人很有才气，“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但有才气的人大都志向高远、恃才傲物，不屑于处理人际关系，还缺乏谦虚谨慎一团和气的工作作风，所以，每当皇上下诏令臣子们处理政务的时候，那些须发斑白、老态龙钟的白菜帮子们吱吱唔唔根本反应不过来，还是贾谊厉害，不但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还下笔千言汪洋恣肆，气得老白菜梆子翘着胡子浑身颤抖，最后大家联合起来，挖坑使绊子，让这个恃才放旷的狂小子跳进去，贾谊最终被流放到长沙作太傅去了。说实话，汉文帝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学，也想重用他，怎奈他老人家是以代王入继皇位，名不正言不顺，尽管“好刑名之学”，也希望大有作为，但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还是不敢得罪那些拥立自己的老白菜梆子。
另外，年轻气盛，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不仅仅是贾谊一个人，还有袁盎、晁错等人，他们对藩王们的飞扬跋扈骄矜不法早就看不顺眼，为了表现自己的爱国热情，他们慷慨激昂，力主削藩，什么是削藩呢？简单地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撤掉大汉王朝的藩篱屏障，把“一朝两制”政策改过来，全国一盘棋，全部实施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看见汉文帝不为所动，晁错急了，他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果然非常英明，他沉吟一下，批示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说有意见可以提，有建议也尽管说，这没有狂不狂的问题，关键还是决策人不糊涂，如果决策者稀里糊涂，这才是国家的危机所在。汉文帝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经济工作，他知道，只有政绩才能证明自己的才能，为此，他轻轻绕开政客们角逐的焦点。
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方面：汉高祖刘邦开国的时候，国家刚才战乱中恢复过来，天下百姓穷的吃不上饭，许多地方的农民流离失所，沿街乞讨，成为汉朝的不安定因素，为了大家都有饭吃，刘邦特别制定“重农抑商”的政策，提高农民兄弟的社会地位，大力鼓动老百姓开垦种田，为国家交公粮，那时候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不管你有多么长袖善舞，都不会享受任何优惠政策。对那些特别热衷于经商的生意人，统统视为下九流，不但加倍征收赋税，还不给他们社会地位，不要认为，你有钱就了不起，所以，不管你有多少钱，不许穿丝织衣服，更不能舞枪弄棒，有钱也不能乘车骑马耀武扬威，至于希望通过经商作官更是痴心梦想。但是，即便如此，汉朝的商人仍然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还用高利贷盘剥农民，一个个都成了暴发户。到了文帝时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食货志》）的社会现实。
当时，还没有吴敬琏、董辅仁之类的经济学家，最多的就是贾谊、晁错等政论家，他们为国家忧心忡忡，大声疾呼：农民破产，标志着国家的政治危机，不应当允许这种现象出现。晁错说，农民“卖田宅鬻子孙”是因为“急政暴赋，赋敛不时”造成的，贾谊大声疾呼：“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