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尽管胸才大略，但毕竟不懂经济学，看到政论学家如此大谈特谈农民问题，就准备改弦更张，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给农民一些经济上的实惠，增强他们对抗土地兼并的能力。为了引起全社会对农业生产的关注，汉文帝恢复了天子“籍田”劝农制度，每年春耕，汉文帝都换上农民的服装，举行“朕亲耕，后亲桑”庞大的农事活动，用自己的作榜样，“导民”，“劝农”好好种地，引起全社会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基层政权机构内，国家选举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模”担任“力田”官，指导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科学种田；对于穷得没有口粮的贫困户，政府给予“贷种、食”，如果不能按期归还，最后哭丧着脸说，自己生活确实困难，实在不能按期偿还种子，政府免费赠送粮种，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则“发仓庾以赈民”。
文帝为大臣诛灭诸吕后所立，但诛灭诸吕的首要功臣，并非文帝所指定并作为结论记入历史的周勃，而是宗室朱虚侯刘章。
诛吕安刘之事始于齐王起兵，成于吕产授首，其间刘章居功至伟。故群臣许诺立为赵王，并立其弟刘兴居为梁王。但刘章原本主张立齐王为帝，所以文帝即位后，心怀不满，故意压低其功劳，使居于周勃陈平之后，封王一事也不了了之。一年过后，文帝分封诸子，才顺带分别立刘章刘兴居为城阳王济北王，城阳济北土地远不能和赵梁相比，而且都是从齐地中割出。割其兄地与其弟，和后来景帝的”推恩“一样，不过是削弱起见罢了。刘章以大功不得赏，忿恚不已，就国一年后死去；刘兴居随即起兵造反，兵败自杀。
对于刘邦时代传下来的功臣，文帝一直心怀疑虑。早在大臣迎接他到长安当皇帝的使者到达代国时，时为代王的文帝和代国群臣间就很怀疑，多数人认为周勃等历来有自立之心，能制约他们的不过是刘邦吕后两人而已，现在两人一死，周勃等即诛杀吕氏，蹀血京师，招文帝入京为帝不过是诱饵而已。觉得应该去的只有宋昌一人，但后来当周勃要求文帝屏退左右私谈时，连宋昌也立即警觉起来，一口回绝了这个提议。
文帝以闰月已酉即天子位，当天下午进入未央宫，晚上即拜宋昌为卫将军，代周勃总统南北军（南军为宫廷禁军，北军为京师屯军），另一心腹旧臣张武为郎中令，掌羽林及腋门屯兵。周勃以废少帝立文帝故威震天下，每次退朝去后，文帝总注目良久。后来文帝诏列侯自回封邑，不在朝中任职，令丞相周勃先去职为表率，于是周勃罢相，回自己在河东的封邑。周勃在河东，自知威名太盛招忌，心常惶惶，每次见河东尉从封邑经过，常披甲持兵器相见。后来最终被告谋反下狱，赖文帝舅舅薄昭代为营救，才得放出。周勃出狱后，感叹说：我曾经将兵百万，现在才知狱吏之贵。
刘恒为在为代王期间表现出“仁孝宽厚”，这无疑又为他作为被迎立对象增添了砝码。刘恒在当时的刘邦诸子中，又是“最长”者，自然更有被迎立的条件。然而，陈平、周勃等人并没有立即决定迎立刘恒为帝。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不能在吕后所立“少帝”及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中挑选，因为这些人都非惠帝子，吕后之所以立之为少帝及封王，目的在于“以强吕氏”。当他们已经“夷灭诸吕”之后，如果在这些人中挑选皇帝，则“吾属无类矣”。
其次，他们也曾考虑立齐悼王之適子齐王，因为他系高祖长孙，在血统上符合条件，但其母家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意即立齐王不便于控制，且有再度出现诸吕之乱的可能，故不可。再次，也考虑过“立淮南王”为帝，但有人以其年少，“母家又恶”，也遭否定。最后才考虑到代王刘恒，除了上述诸条件符合外，还有“太后家薄氏谨良”，易于控制，加上刘氏宗亲朱虚侯刘章与琅邪王刘泽都极力拥戴代王刘恒为帝，因而共同作出了决定：即迎立代王刘恒为帝。
事实证明，汉文帝即位之后，迫不及待地着手清除诸吕残余势力。他即位的当天，派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除宫殿；杀死吕后所立少帝刘弘及吕后所封梁王、淮阳王与常山王；接着，正式入居未央宫，以庄严的即位典礼昭告天下；
当日夜，又拜原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拜原代国郎中令“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意在重用亲信控制中央禁卫军和严格宫内保卫。与此同时，文帝“还坐前殿，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向全国百姓正式宣布诸吕罪状和新政权的建立，全国人民大庆五日。在当时《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的情况下，大庆群饮五日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举措。文帝前元年冬十二月，又宣布凡诸吕所夺齐、楚诸王故地，一律收回，仍归原主；随即撤销了吕后所幸审食其的左丞相职务，到前元三年四月，淮南王刘长杀之于其家。
上述一系列措施，虽然没持续很长时间，但其接连不断的紧迫性，充分反映出文帝对于清除诸吕残余的急切心情。文帝于前元元年十月下诏，肯定陈平、周勃、灌婴、刘章、刘揭、刘兴居、纪通等人在诛灭诸吕过程中的功劳，并各益封户和赏赐黄金。文帝于前元元年十二月，封被吕后杀害的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并把诸吕所夺齐、楚等国的故地归还齐、楚。
文帝于前元元年六月，给“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封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史记·孝文本纪》作“足”为“定”）等十人四百户”；同时又“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舅驷钧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这既是优宠宗室，又是安抚老臣列侯。
文帝于前元二年三月，又诏赵王之子刘辟强及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有功，可王”，并立即分别被封为河间王、城阳王和济北王，这显然属于旌宠刘氏宗族中有诛诸吕之功者。五是文帝于前元三年十二月，以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次年，灌婴死，文帝又以张苍为丞相，直到文帝后元二年张苍被免相时，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而不果，“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最后不得已“乃以御史（申屠）嘉为丞相”，原因是申屠嘉曾“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足见文帝仍在坚持“将相公卿皆（高帝时）军吏”的一贯原则，这是文帝尊宠高帝老臣、宿将的典型反映。
六是文帝于前元四年五月，诏“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这显然是优待所有刘氏宗亲和诸侯王子的措施。七是文帝于前元四年九月，又“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前元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前元十二年正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直到前元十六年五月，文帝还在“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这既是尊宠刘氏宗亲，又与回报诛诸吕功臣有关。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安定社会、巩固政局和维护西汉王朝的传统都起了作用。
综上可见，文帝依靠与重用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和尊宠优待刘氏宗亲及诛诸吕有功列侯的举措，从时间上说，几乎终文帝之世未曾中止；从范围来说，几乎包括追随过刘邦的所有老臣、宿将和全部刘氏宗亲、列侯；从程度上来说，封王侯、赐爵级、益封户、拜丞相、赏钱财和免租税徭役，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文帝时期是尊宠刘氏宗亲和依靠刘邦时期老臣、宿将最为突出的时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人诛诸吕和迎立有功，另一方面同文帝想极力维护刘邦所确立政治原则有密切关系。如果说文帝除亡秦苛法暴政和实行轻徭薄赋、放宽禁令等措施给他塑造了“仁者”和改革者的形象的话；那么，他的一系列尊宠刘氏宗族和依靠老臣、宿将的措施，就赋予他以因循守旧和固守刘邦政治原则的形象。造成这种形象上矛盾的原因，在于他为老臣、宿将及刘氏宗亲所迎立，从而使报恩的思想束缚了他的手脚，出现了人格上的二重性。
首先，文帝依靠、重用老臣、宿将和尊宠刘氏宗亲的政策，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政治后果：一是由于汉文帝依靠与重用老臣、宿将，忽视了对年轻官吏与将领的提拔和培养，从而造成高层统治集团成员的老龄化和丧失活力，使高级官吏与将领后继无人。前述张苍免相后文帝不敢起用窦广国而勉强以申屠嘉为相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汉武帝时董仲舒曾指出这种只用老臣、宿将的弊端说：在这样情况下，为官者“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即任用官吏只看资历。论资排辈的结果，造成了“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因循守旧和无人可用的局面。他认为原因在于“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他的所谓“更化”，即“更张”和变革之意。由于不改变用人政策，官吏久任不变，以致形成了“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长期僵化状况，这给统治集团带来了政治上的人才危机。二是尊宠与优待刘氏宗亲政策的实行结果，使得诸侯坐大，日益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影响中央集权国家政令的执行，甚至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反叛。
文帝时期已出现这种反叛的事实，如济北王刘兴居的反叛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景帝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反叛——“七国之乱”，也是在文帝时期埋下的祸根。例如“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早在文帝时期就已心怀不轨，文帝却对他百般迁就、容忍，甚至只赐以几杖，嘱其安心养病，毫不追究其不轨行为，反予优宠，以致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积聚势力，终于酿成大祸。其次，汉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更为严重，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帝的轻税措施，适足以资豪强，主要获利者并非劳动人民，以致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二是文帝的弛山泽之禁、开关津之阻和任民冶铸的政策，虽然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却使大批冶铸业者有了兴风作浪的本钱，造成了商人富贵而农民贫贱的反常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
因为得到皇位不易，文帝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也恢复了称号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也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一项很有效的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文帝有功，所以每次上朝结束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也不把文帝放在眼里。而文帝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文帝，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文帝的神色变得越来越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了。
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文帝很快也答应了。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文帝又任命他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文帝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负担，所以，文帝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文帝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在后来有人举报周勃在家常身披盔甲，有谋反之心时，文帝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文帝的舅舅薄昭向文帝说明实情：被罢免丞相职务后害怕被抓，所以家中有些防备，但却没有反叛之心。文帝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做得确实很宽容。
不久刘恒病死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霸陵，时年46岁。死后的庙号为太宗，谥号为文帝。文帝临终时公布遗诏：“死者天地之理”，不必过哀，不许“厚葬”，不许动用车马和陈列兵器，治丧期尽量缩短；治丧期间，不得禁止百姓结婚、祭祀、饮酒和吃肉。（汉文帝的政绩不但得到了地主阶级及史学家的赞誉，也得到了“盗贼”的尊崇，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他提倡的清静无为政策，为的是防止官吏扰民，藉以保证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与条件，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更不是毫无兴革与建树。实际上，他的一生都在切切实实地为铲除亡秦暴政而努力为之；也在不声不响地为清除诸吕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不懈奋斗；还在为维护与巩固刘邦开创的政治基业而煞费苦心，更在为不断实行旨在减轻劳动人民的租税徭役负担和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各种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