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在重新考虑皇位继承问题时，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但最终因为朱棣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而放弃这种想法，朱元璋越过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炆，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和考虑的。以朱棣面对军事压力，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很小，靖难之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建文朝的军事战略有问题。建文帝最大的失败是削藩的时机很不成熟，朱棣之所以在靖难之役中取得胜利，有很多偶然的机缘，比如“莫伤害朕之叔父”的不明之至，致使朱棣多次绝处逢生，假使明军在战场上能“擒贼先杀王”，燕军早就冰销败亡。此外，从建文帝和朱棣的年龄相比，建文帝必然能笑到最后，朱高炽无法和建文帝相比，建文帝的治国政策并没有错，“建文”年号也非常好，他主要输在用人方面，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皆书生，苍猝行削藩之计，不知兵事，也没有什么大的战略眼光，以致于误已误国，最后招致灭族惨祸。
继位背景：
制造冤狱，朱元璋通过血腥手段为子孙布局
洪武年间，朱元璋对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滞。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
很少有人能说到做到，这是成功者之所以为少数人的主要原因，但朱元璋例外。你可以说他“雄猜好杀”，也可以说凶残暴虐，但是，他的确是个好皇帝，所以，朱元璋对天下大明所有的开国元勋可能是可怕的梦魇，但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讲，可能是最大的福音。
因为，天下富庶，国家统一，出现了吏治清明，百姓安居的社会现实。
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如此反差的个性呢？太祖为什么“雄猜好杀”？
蔡东藩《明史演义》记载：太子朱标系马后长子，太祖与陈友谅交战时，马后尝负标从军，及标得立储，绘成负子图，藏怀中。会李善长等赐死，太子进谏道：“皇父诛夷太滥，恐伤和气。”太祖默然。次日，以棘杖遗地，令太子拾起，持在手中。太子有难色，太祖笑道：“朕令汝执杖，汝以为杖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棘刺除去，就可无虞。朕今所戮诸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朕意么？”
大明王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屡兴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洪武25年，太子朱标死，皇长孙朱允炆孱弱，朱元璋开始对功臣的存在倍感不爽起来，一贯干犯法度的蓝玉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
洪武26年，凉国公蓝玉因“谋反”罪被杀，诛连死者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狱”。蓝玉，安徽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史称：“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他早年追随沐英、傅友德、冯胜等人定云南、平蜀中、征沙漠，军功显赫，大将军冯胜获罪后，朱元璋任蓝玉为大将军，蓝玉对朱元璋的宠信显然估计不足，经常暴露出功臣骄纵来，“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平北归来，有人告发蓝玉逼奸元妃，又闯喜峰口，蓝玉本人居然说：难道我不配做太师吗？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受命告发蓝玉，蓝玉在私第蓄养家奴披甲，将有变。又拘审元将纳哈出之子察罕，追讯蒙古降将与蓝玉来往事。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处以磔刑，牵连到十三侯、二伯，前后诛杀二万余人，军中为之一空。
定远侯王弼王弼人称“双刀王”，其女儿嫁给朱元璋的儿子楚王，本人骁勇善战，万夫莫当，连常遇春对他敬礼有加。蓝玉死后不久，王弼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结果，没有多久，王弼赐死。
傅友德，安徽宿县南人，其人能征惯战、为诸将之冠，曾经三易其主（刘福通、明玉珍、陈友谅），最后选择跟定朱元璋，史称傅友德“喑哑跳荡，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将，每战必先士卒。虽被创，战益力。”洪武二十五年，因请怀远田于亩，触怒朱元璋，以“侵民利”遭谴责，两年后，赐死。
大将军冯胜，安徽定远人。雄勇多智略，与其兄冯国用俱喜读书，通兵法。“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冯胜率军北伐蒙古时，女婿常茂（常遇春之子）因为砍伤降将，被绑送京师，常茂怀恨在心，向朱元璋反告一状，说冯胜“私匿良马”，冯胜忐忑不安亲自来南京向朱元璋表明心迹，朱元璋趁机夺冯胜大将军印，提拔其副手蓝玉升任大将军。并温言细语安慰他，哪知道，转过头来竟然也赐死。《明史》记载：“太祖春秋高，多猜忌。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
初次而外，淮安侯华云龙，太史高启，大将廖永忠、朱亮祖，右丞相汪广洋，户部侍郎郭桓，江夏侯周德兴，靖宁侯叶升，颖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弻，宋国公冯胜，监察御史王朴等，都因各种“罪名”被处死或赐死。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中，除常遇春、汤和、徐达、沐英外，大多不得善终。
1398年，朱元璋病逝，21岁的朱允炆即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建文帝，懿文太子朱标的第二子（嫡长子朱雄英早逝）。朱允炆天性纯孝，性格温和，书生气十足，腼腆而又和善。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缺少祖父与叔父们血气方刚、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文如其人，他写的诗很能说明他的个性：
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
这是一首咏新月的诗，诗写得倒也不错，不用说一国之君的志向与霸气，连布衣须眉的慷慨豪迈之气都没有，纤细柔弱的有些秦淮河的脂粉气。这样的人，宋端仪在《立斋闲录》中，以朱棣的口气写道：“允炆矫遗诏嗣位，戕害诸王骨肉，怀衅之意已具，疑朕之心实深。”永乐御用文人修撰的《奉天靖难记》与官修的《太宗实录》，《奉天靖难记》对他的描述就很有荒诞传奇色彩，说他“矫遗诏嗣位，忘哀作乐”“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对朱棣歌功颂德，把他描绘成一个智勇冠群、仁德宽厚的君王。降世时“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
“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牝羊母猪与交。”还有更加劲爆的，“尝置一女子于盒以为戏，谓为时物，舁入奉先殿荐新，盒开聚观，大笑而散。”这种行为，比殷纣、隋炀帝的“禽兽之行”还禽兽不如。明人尹守衡《明史窃》记载，朱元璋和皇太孙朱允炆曾有一段有关封藩制的对话。当朱元璋声言把兵权交给藩王可使边尘不动，让朱允炆当太平皇帝时，朱允炆问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无言，反问对方的看法。朱允炆的回答是：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封地，再不可，则废置其人，复不可，则出兵伐之。朱元璋表示赞同。
但有的道理，能说的未必能做到，纸上谈兵可以，但真正做起来，未必有那么简单。藩王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许多朝代都存在，心怀异志的也时而有之。为了让太子（后来是太孙）的位置坐得更稳定一些，朱元璋舍得把手下能臣屠个一干二净，但却还是在藩王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或者出于心软或者出于对自家儿子们的信任，没有去积极地解决这个难题，从而导致建文登基时所面对的是一群在建文看来心怀叵测的叔父们。
皇储分析：
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
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诸王告太庙。礼成，宴群臣于奉天门及文华殿。太祖谕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群臣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明太祖宝训·封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