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论调是非常有市场的，那就是“民智未开”，而且，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调调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改革者就对这个问题有十分深入的讨论，我们现在的见识未必能超越当时激进派的思想。关于这些问题，前文《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里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在这里，侧重说说“官智未开”。
官智未开是相对于民智未开而被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民智未开固然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官智未开则同样影响甚至更大。毕竟，如果官智已开，如果官方有足够的权威，强力政改，同样可以推行不误，民众被动执行就是了，当改革侵害了民众的暂时利益，他们没有办法反抗，想到通过阵痛可以换取将来的长远幸福，也就接受了改革，改革就可以开创新局面。因此，民智开不开，绝对不是影响政改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历史上，多数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自下而上，下面的改革要是得不到上面的支持和推广，基本上行而不远，一旦支持推广，就已经变成自上而下了。
但是如果官智未开，要想改革就比较麻烦了。首先改革几乎无从提起，提起了，也因人家不解风情而无动于衷，毕竟权力在官方，而非民间，如果靠权力推动改革，只有依靠官方。不过，相对民众而言，官僚更清楚政治运行的状况，政治改革对国家民族的重要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读书人才能当官，而读书才有文化，官僚阶层远比平民阶层有文化，官智高于民智当是普遍现象。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大多来自官僚阶层，就是因为官僚能识文断字，有文化，又有闲情逸致，才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官员有文化，信息又较一般人灵通，视野更开阔，所以，我们看到，晚清最早通晓世界时局的人，不是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就是朝廷的官员，像林则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人把他比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事实是，在他去广东之前，对西方也是相当有隔膜的，一度以为西方离了中国的茶叶、蚕丝将难以生存。但到广东后，看到的情况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眼界大为开阔，使他感到传统观念中对世界的描述及对夷人的看法，与现实大相径庭。他不再拘泥于成见，开始组织人员翻译外国书报，率先向国人介绍世界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他本人当然也因熟悉了解西方的历史和现状，完成了从官智未开到官智大开的蜕变。
在内忧外患双重夹击之下，民族危机深重，国家何去何从，如何自强于世界，这本是像林则徐那样的官员们日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实践的问题。在不断地思考和实践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明白，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社会稳定并得以持续发展的有效办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制度。这才会有一些封疆大吏如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或单独上奏，或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有清末新政的出台，我们能说这些官员都官智未开吗？
如果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这些人也视为“官”的话，他们的“官智”往往要比一般的官员更加开化明智，要知道，戊戌变法虽是康有为等人维新派的极力主张，但与光绪皇帝自己通过老师的教育、自己的阅读和切身的眼见，从而官智大开，渴求政改是分不开的，也与慈禧太后的开明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费行简在其《慈禧传信录》中记述说，太后曾对光绪皇帝说，变法图强，乃其素志，只是不同意“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之前“泣告西后，不欲为亡国之主”，慈禧太后则说，“苟可致富强，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可见，慈禧太后绝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老古董，要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艘轮船、军舰，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大学，第一批留学生，第一家国有银行，以及最早的改革开放是在她当政时期完成的。
我们甚至也不能将满清权贵都想象得很保守落后，相反，当时皇室中有一批开明之士，肃亲王善耆，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最具自由思想的亲王”，镇国公载泽被西方媒体称为“在提倡宪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为直言不讳的”，都是清末立宪的重要推动者。溥伦贝子也是一个相当开明的贵族，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他四处奔走，游说权贵。1910年10月，他慷慨陈词呼吁迅速召开国会：“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结果不幸言中，一年后，武昌起义，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一手策划和推动的，不管她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庚子之乱，狼狈西逃的耻辱而知耻后勇，意识到不改革政治无以保大清江山，不改革政治无以立国，总之，1901年1月28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把她曾经一手推倒的维新派变法纲领拿来自己施行。新政最初主要进行行政体制、经济商业、文化教育改革，但到了日俄之战后，朝野上下都认为，日本战争俄国，乃是宪政战胜专制，只有立宪能救中国，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光搞一些及表不及里的改革，无助于国家强大。对此，慈禧太后仍然显得很开明，批准五大臣出国进行政治考察，考察回来汇报，大多都说要搞立宪，只有立宪才能保大清皇室万万代，君主立宪国如日本、英国，保留了皇室，这是慈禧看得见的。所以她说，“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支持搞一场自我革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最高“官”的点头之下，1908年8月27日，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确定九年立宪规划，这也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官智未开，就定然不会有这开天辟地的头一回。
由此也可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是相当开明的“官”，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反动顽固、愚昧专制。因此，今天我们谈政治体制改革，一听那种“民智未开”、“官智未开”的论调，我是相当反感的。民智未开，只要强力推行民主政治，通过教育训练，民智自然会开，官智未开也可以如此效行，没有什么难得上天的事，即便很难，也没有人期望一步登天，总有学习摸索的过程，最怕就是以民智未开、官智未开为由，阻止政治体制改革。另外，当我们说民智未开的时候，是不是隐含着官智已开的意思呢？如果是这样，我完全可以以官带民，一起走向开化嘛，须知，光有官智开而没有民智开，总像是缺少一条腿。官智已开《时务报》，而拿民智未开作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那说明，官僚根本就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拿民智未开做挡箭牌罢了。既然官僚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民族的好处，却又不拿民智未开来阻挠改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官利未开，即官僚阶层不能够放弃或部分放弃既得的利益，所以虽然官智已开，官僚仍然成为阻碍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这个我们可以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两次改革的过程中看得十分清楚。
改革本质是一次利益的重新调整，无论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对官僚利益触动最大的就是“变官制”，即行政体制改革，因此也最受官僚阶层的抵制，使改革变得困难重重。某种意义上说，两次改革失败，尤其是戊戌变法最后遭到镇压，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维新派逃亡海外，就是因为“变官制”。而清末新政，虽说立宪，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愿意开国会，也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舍不得让出他们的既得利益，“变官制”非但没有让官员让利，还变本加厉，搞皇室内阁分明地表示要更加疯狂地维护既得利益。既然政治改革最后变成这样一个样子，让人失望不已，那就只好同情和支持革命了，最后辛亥革命一爆发，大清王朝稀里哗啦就倒掉了。
不过相比较而言，戊戌变法在“变官制”上已经相当谨慎了，按照康有为的保守做法是，“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主要的意思和做法是，保留旧部门旧官僚，增加新部门提拔新才俊，保留的部门和官僚官位照坐，俸禄照拿，而新增的部门有差事可能无官职。只有那些确实形同虚设的旧部门才予以裁撤。依据这个原则，新设了农工商总局，起用了一些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