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到20世纪末，陶渊明研究进入近代化时期。在这一百年中，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状态相对应，陶学研究基本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皆有自身特色以及代表性成果。以下分述四阶段的基本情况，并勾勒其大体线索。
1900—1928年陶渊明研究
1900年到1928年，可视为陶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阶段陶学研究是从古典型向近代化的过渡时期。19世纪末，西方新学被大量引进中国。新学的引入不仅对我国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观点与方法产生了影响。这一影响，在陶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新的反映。
一、陶渊明的思想与为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以及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大量输入，使中国文学研究与评论领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陶学研究史上，第一个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全面而又深刻论述陶渊明的是梁启超。1923年梁启超出版了《陶渊明》一书，其中包括《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渊明考证》三篇文章，从而使陶渊明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梁启超就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了陶渊明的为人及其作品。梁启超研究古代文学，很重视研究作家的个性。他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梁启超着墨较多。“第一，须知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第二，须知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他的生活，尤其是归田后期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苦到讨饭的地步。为此梁启超指出：“他不惟不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他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看得出来。”。梁启超认为陶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劳动中得来”。“渊明一生快乐，都是从劳动后的休息得来”。梁启超明确指出劳动创造了一般文人创造不出的好诗文的论点，在封建社会的评陶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他把劳动创造世界，只有劳动和实践才能创造“最亲切有味之文”的真理，作为文艺批评的一把尺子。
梁启超从评介陶渊明的高尚人品和文品，进而探讨其人生观。梁认为陶的人生观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即“自然”。关于“自然”的内涵，梁举例说：《归去来辞》序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从所举例证我们可以看出，梁所说的“自然”，虽含义较多，但有自由的意思。为此梁启超说：“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从梁的上面论述，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人生观”、“自由”等词语，在陶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出现。第二，陶的人生观是“自然”，在陶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第三，陶渊明“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也是在陶学研究史上首次出现。第四，陶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也就是陶的人生观决定着他的文艺作品，更是陶学研究史上闻所未闻的论点。第五，“陶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的自由而奋斗”，如此深刻、准确而又高度概括陶渊明的一生，在陶学研究史上实属难得。
梁启超的《陶渊明》一书，特点在于吸取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形成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较系统、全面。可以说，他的陶学研究基本上从古典型过渡到近代型，梁启超是20世纪陶学研究第一时期的重要研究大家。他将上述新内容系统地运用到陶渊明研究领域，这种既探讨文艺品格，又考证生平事迹，二者分别详加论列，又彼此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部专著，这在陶渊明的研究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中，论及陶渊明思想时指出：彼仍染受时代之感化，以老庄虚无之道，保身全生。然其本来面目，极富于感情，且甚真挚。故虽未为宏大，而其熔铸自成冲澹洒脱之趣，万不可掩也。《咏荆轲》诗曰：“千载有余情”，或追怀商山四皓，其次《拟古》九章，寄无量之感怆，有吟“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由此观之，不愧为亡国遗臣，幽愤之念，自不可抑制，而常缠绵无尽也。
彼有时或以苦闷之故，豁然大悟，自建其世界观，而保持其乐天主义，换言之，则成就主观之考察而后，向自然界，乐天然美，得悠然安送其一生。此其所以为中国之一大诗人，又且为田园诗人之开山祖也。一文中指出，渊明对各种痛苦加以涵养之后，达到“静穆”的境界，在理论上是一致的。
鲁迅于1927年8月所做的讲演，较多地谈到了陶渊明。他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在鲁迅看来，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在这次讲演的最后，鲁迅指出：“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鲁迅在他的著作中，论及陶渊明的，这次讲演是所占文字最多的一次。他从来没有写过专题论陶渊明的文章；他的论陶，除上述引文外，往往在写杂文时顺便举例提及。就这次讲演而论，鲁迅较多地论述了陶渊明平和的一面。今天看来，陶潜一生中，内心真正平和时是极少的，用“去日苦多”来形容较为确切，因为他一生都是在矛盾与痛苦中度过的。与前人多强调陶潜平和的一面的同时，鲁迅指出陶潜还有关心政治的一面，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鲁迅指出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的“别一种看法”，此处语焉未详。不过大体上可以推知，他的意思是不能将陶渊明简单理解为“超于尘世”的人物，陶自有其作为世俗人物思想和生活的一方面。鲁迅在此表现出了以清醒的态度去理解、把握古代作家作品，不为旧说所蒙蔽的精神。这种治学准则，本质上即是科学精神。
二、陶渊明诗文
20世纪初，较多体现近代学术精神的诠陶者，还应推王国维。王国维对陶渊明的研究令人瞩目。20世纪初西方文艺理论（包括美学）逐渐传入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吸取了西方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并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特别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首先提出了“境界”说。他在其名著《人间词话》中，将古今诗词分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为此，他认为陶渊明的《饮酒》诗其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今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在王国维看来，写“有我之境”容易，写“无我之境”却极难；在非常难的条件下，陶渊明却能做到。王国维在评论诗词时，还提出“隔”与“不隔”的理论概念。他认为陶诗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首先提出“隔”与“不隔”的概念，并据此对陶渊明的为人和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可见，陶渊明在王国维建筑美学理论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顾实在论及陶渊明的创作时，认为渊明有“优秀之想象力”，“一篇《桃花源记》即足以证明之”。顾氏继而指出：“若见渊明《闲情赋》必定一惊。其赋曰：‘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痴情憨态，描写如画，洵非有丰富之想力者不办。”
胡适于1928年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他在分析陶渊明诗歌语言特点和在文学史上地位时说：“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都扫除的干干净净……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民间的言语，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平生实行的自然主义，并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麈清谈的口头玄理。所以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胡适以白话为正宗的角度肯定陶诗是六朝诗史上的“一大革命”；说陶渊明是“平民诗人”，这与“五四”时期反对“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的潮流相一致，体现了近代文学的观念。至于说陶诗的“高远的意境”等，这些评价却不能算是新颖。胡适在肯定陶渊明的同时，对古文、骈文却一并予以否定，则不免表现出某种偏激态度，这是他过分强调白话文的结果。
从1900年到1928年陶学研究第一阶段，在报刊发表的论文约为20余篇。
20世纪初叶，也有一些学者运用传统的方法，在陶渊明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等。对陶渊明生平事迹作了重新疏理，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古直提出的52岁享年说等。
综观20世纪陶渊明研究的第一阶段，其观点和方法上都有所改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学术大师，都程度不等地将他们的学术眼光投射到陶渊明研究领域，使之呈现出不同于古典型“陶学”研究的新面貌和新气象。
二1928—1949年陶渊明研究
陶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为1928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近代科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也使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出深化、细密化的趋势。
一、陶渊明的生平、思想与为人
陆侃如、冯沅君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诗史》一书中，认为陶渊明“卒时年56岁，当生于37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论及陶渊明的为人时说：陶渊明便是这样一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大诗人。他并不是不写情诗，像《闲情赋》，写得只有更为深情绮腻。他并不是不工于铸辞，像他的诸诗，没有一篇不是最隽美的完作。但他却是天真的，自然的，不故意涂朱抹粉的……在这个时代而有了渊明那样的真实的伟大的天才，正如孤鹤之展翮于晴空，朗月之静挂于夜天。大诗人终于是不会被幽囚于狭小的传统的文坛之中的！郑氏对陶渊明评价颇高，但内容却不丰实。此亦为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众多中国文学史中的一种。
容肇祖在其《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中，论及渊明的爱好与思想时说：我们晓得他是欢悦那自然界的真美，由赏识“自然”，而到歌唱“自然”，当然是描写“自然”的大作家。我们同时可以认识他的思想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这种思想大概因为五世纪以下，老庄的自然主义的思想已和外来的佛教思想混合了；士大夫往往轻视世务，寄意于人事之外；虽不能出家，而往往自命为超出尘世。陶潜自己写照的《五柳先生传》，我们可以见他的超尘拔俗的生活了。容氏对陶渊明与“自然”的关系，论述得较为深刻。至于渊明受佛教的影响，早在唐代时便有人提出，而到20世纪前30年研究渊明者极少谈及此事，容氏提出来，可供研究陶学者参考。
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论及陶渊明为人时认为：他的人生最真实。他想作官，就去找官做，并不以作官为荣；他不爱作官，就辞职耕田，并不以退隐为高；他穷了就去行乞，并不以行乞为耻；有了钱就痛快地用，并不以此为浪费。他心中有一个人生的高远理想，那就是逍遥自适，凡与此有违反的，他不管饥饿与穷困，都要加以排除。
在论及陶渊明与晋王朝的态度时，刘大杰指出：后人说他（渊明）在刘裕篡晋以后的作品，只书甲子，表示他耻事二姓的忠爱之情，这实在是腐儒所添的蛇足。他有广阔的胸怀，高远的理想，那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表现的无政府社会，自由自在的大同世界。他对于当日那种君主官僚政治的淫奢腐败，早已深恶痛绝，不管司马家也好，刘家也好，他都看作是鲁卫之政，没有什么分别。在那种环境里，无论是晋宋，无论什么高官厚禄，都是留他不住的了……这一点是先儒所见不到的。刘大杰上述对陶渊明的为人、思想、政治态度等分析，颇为精辟。
关于陶渊明的人生观、文艺观、哲学思想，刘大杰认为：陶渊明是魏晋思想的净化者，他的哲学文艺以及他的人生观，都是浪漫的自然主义的最高表现。在他的思想里，有儒道佛三家的精华而去其恶劣的习气。他有律己严正肯负责任的儒家精神，而不为那种虚伪的礼法与破碎的经文所陷；他爱慕老庄那种清静逍遥的境界，而不与那些颓废荒唐的清谈名士同流；他有佛家的空观与慈爱，而不沾染一点下流的迷信色彩。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时时发现各家思想的精义，而又不为某家所独占。在这种地方，就正显出他思想背景的丰富和他的作品的伟大。腐儒因此附会忠爱，佛道因此附会其修养，这都是一些近视眼，没有看到陶渊明的思想的全体……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就在他独有的性格，时代的环境，以及各家思想的精华，混合调和而形成那种特殊的典型。这种典型不容许旁人模拟学习，也不受任何思想家派的限制。刘大杰上述对陶渊明人生观，特别是哲学思想的精辟见解，超过了此前的梁启超、鲁迅等人；它对此后研究陶学的人有很大启示。就是到了20世纪末，能像刘氏如此准确、全面把握陶渊明哲学思想者，也是极个别人；为此刘大杰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实为难能可贵！
陈寅恪于1945年写的《陶渊明的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论文，以渊明的《形影神》诗，论证出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为“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作者认为：“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但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陈寅恪所主之“新自然说”，实属古代传统哲学之范畴；其所创之“新自然说”，尽管当时未被研陶者所采纳，但其本身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朱光潜在1948年所著的《陶渊明》一文中，论及陶渊明人格的涵养和精神生活时，认为陶渊明打破了现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佛家所说的“千灯相照”，互相增辉。所以无论是微云孤岛、时雨景风，或是南阜斜川、新苗秋菊，都到手成文，触目成趣。为此，朱光潜又说：渊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这样深广底同情；他没有由苦闷而落到颓唐放诞者，也正以此。中国诗人歌颂自然的风气，由陶、谢开始，后来王、孟、储、韦诸家加以发挥光大，遂至几无诗不状物写景。但是写来写去，自然诗终让渊明独步。许多自然诗人的毛病在只知雕绘声色，装点的作用多，表现的作用少，原因在缺乏物我的混化与情趣的流注。自然景物在渊明诗中向来不是一种点缀或陪衬，而是在情趣的戏剧中扮演极生动底角色，稍露面目，便见出作者的整个底人格。这分别的原因也在渊明有较深厚底人格的涵养，较丰富的精神生活。古今论陶者，对渊明的人格涵养、精神生活以及诗文即便被后人仿效，也无人能赶上渊明的原因，尚无人评论得像朱光潜这样透彻、深刻。
关于陶渊明的侠气，以及他存心为晋报仇的问题，朱光潜认为：渊明有侠气则有之，存心报仇似未必，他不是一个行动家，原来为贫而仕，未尝有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种近于夸诞底愿望，后来解组归田，终身不仕，一半固由于不肯降志辱身，一半也由于他惯尝了“樊笼”的滋味，要“返自然”，庶几落得一个清闲。他厌恶刘宋是事实，不过他无力推翻已成之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极底不合作，一方面寄怀荆轲、张良的“遗烈”，所谓“刑天舞干戚”，虽无补于事，而“猛志固常在”。渊明的心迹不过如此，我们不必妄为捕风捉影之谈。关于陶渊明的“忠愤”及像张良要为国家报仇的问题，从宋代以来，从其说者甚多。朱光潜上述观点较为切实，符合陶渊明的为人特点。
陶渊明与佛教学说和当时佛教徒（慧远）等人物的关系，朱光潜认为：陶渊明未见得瞧得起莲社诸贤的“文字禅”，可是禅宗人物很少有比渊明更契于禅理底。渊明对于自然的默契，以及他的言语举止，处处都流露着禅机。比起他来，许多谈禅机底人们都是神秀，而他却是惠能。姑举一例以见梗概。据《晋书·隐逸传》，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故事所指示底，并不是一般人所谓“风雅”，而是极高智慧的超脱。他的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还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胜境，渊明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慧远特别敬重他，不是没有缘由底。朱光潜不同意陈寅恪的“新自然说”的观点，并且明确指出，陶渊明尽管有老、庄思想，但更主要的仍是儒家观念。
二、陶渊明诗文
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将陶渊明150余首诗分为三期：（1）公元391—405年。这是他的壮年（20岁至34岁），正在社会上服务；（2）公元405—420年。这是他的中年（34岁至49岁），在故乡做隐士；（3）公元420—427年，这是他的晚年（49岁至56岁），是隐士兼遗老的生活。
论及陶渊明四言诗时，冯、陆二氏认为：“陶潜四言诗甚多（约占全集四分之一以上），但佳者很少。”并以《命子》十首为例：第一，抽象的恭维及训诲的话太多；第二，抄袭《诗经》的地方太多。
陆、冯二氏认为他们研究陶诗的新发现是：“陶潜嗜酒，为我们所习知，然第一期各诗中绝未提及（只《归田园居》第五首有‘漉我新熟酒’一句），到第二期方畅言饮酒。这一点是前人未注意到的。”
陆、冯二氏认为：“《饮酒》是第二期中的杰作，而‘结庐在人境’又是《饮酒》中的杰作。”
陆、冯还认为渊明创作的第三期内“没有四言诗，这是值得注意的”。在陆、冯二氏看来，第三期诗表达的“灿烂的旧梦与悲凉的暮境，打动了我们诗人的心坎”，并列举《杂诗》之一、之二、之三与《乞食》等诗为证据。陆、冯分析了渊明临终时所写拟挽歌辞者三首后指出：“这三首诗有以为拟挽歌者，非。他还有一篇《自祭文》。自来文人临终作诗者固不少，然常常充满不平之气，辞亦拙劣者多。陶潜独不然，所以不可及。”上述陆侃如、冯沅君对陶诗分析之细微，乃20世纪前20年所未见。他们著作的特点为于细微分析中时见新意，这便是他们研究陶诗的新贡献。
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及陶渊明诗时说：渊明诗虽若随意舒卷，只是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郭璞《游仙》、阮籍《咏怀》似都未必有他那末“叔度汪汪”的清思。我们如果喜欢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便也会永远忘不了渊明的小诗，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些诗都是五言诗里最晶莹圆润的珠玉。他们有一种魔力，一捉住了你，是再也不会放走了你的。他们是那样的深入于读者的内心，不是以辞语，而是直捷的以最天真最浓挚的情绪和你相见的。不仅五言，即他运用了久已“褪色”的四言诗，也是同样的可爱，像《停云》、《时运》、《荣木》等，都是四言里最高的成就，而使这个已经没落了的诗体再来一次灿烂的“回光返照”的。另一幅插图便是陶渊明画像。郑氏文学史的最大优点是资料丰富，而缺点为新意较少。
鲁迅于1935年写下《“题未定”草（六至九）》的杂文，在反对选本产生片面性时，论及对陶渊明诗的评价，他指出：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上述提出的“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正是在传统“知人论世”方法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唯物史观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这在此后的陶学研究史上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此外，鲁迅还倡导分析陶渊明及其创作时，既要看到其“悠然见南山”的平和的一面，又要看到其“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这完全是正确的。但鲁迅能再进一步指出上述两方面，哪一方面是占主导地位的，在理论上就更加完备了。
朱自清撰写的研究陶渊明的文章，始于30年代。他在《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一文中，首先指出给陶诗加注的历史：注陶诗的南宋汤汉是第一人。他因为《述酒》诗“直吐忠愤”，而“乱以廋词，千载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故加笺释。“及他篇有可发明者，亦并著之。”所以《述酒》之外，注的极为简略。后来有李公焕的《笺注》，比较详些；但不止笺注，还采录评语。这个本子通行甚久；直到清代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止，各家注陶，都跳不出李公焕的圈子。然而陶渊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的影响多，还是受儒家的影响多，朱自清的结论是：陶《劝农》诗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感士不遇赋》云：“……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抱朴”也是老子的话，也就是“淳”的一面。“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陶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又查慎行《诗评》论《归田园居》诗第四云：“先生精于释理，但不入社耳。”此指“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语。但本书引《列子》、《淮南子》解“幻化”、“归空无”甚确。陶诗里实在也看不出佛教影响。朱自清不囿于钟嵘《诗品》“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的观点，经过对陶诗的周密探讨，提出陶诗语言因袭前人的很少，陶渊明并能以散文入诗而又合乎自然，且又与他的哲学一致的结论，是此前论者未曾论及的。
朱自清于1934年撰写长篇论文《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对宋代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张《吴谱辩证》，清代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丁晏《晋陶靖节年谱》、杨希闵《陶靖节年谱》，近代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古直《陶靖节年谱》、傅东华《陶渊明年谱》等，进行辨析论证后所提出的结语为：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三也。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仕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宣或刘怀肃。官终彭泽令，四也。至世系年岁，则只可姑存然疑而已。容氏的上述一段话，在此前的文学史中，颇为罕见。
刘大杰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中，论及陶渊明诗文特点及其继承关系时说：陶渊明的作品，在作风上，是承受着魏晋一派的浪漫主义，但在表现上，他却是带着革命的态度而出现的。他洗净了潘（岳）陆（机）诸人的骈词俪句的恶习而反于自然平淡，又弃去了阮籍、郭璞们的那种满纸仙人高士的歌颂眷恋，而入于山水田园的寄托，同时又脱去了嵇康、孙绰们那种满篇谈玄说理的歌诀偈语，而叙述日常的琐事人情。在两晋的诗人里，只有左思的作风和他稍稍有些相像。《诗品》说“他原出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应诗传者甚少，我们不容易见其渊源，至于说协左思风力，这是不错的。我们读过他的《咏史》《招隐》以后，再来读陶诗，自然会体会到他们两个的作风，确实有许多近似的地方。刘氏对陶诗的特点、渊源以及抛弃前人讲辞藻、谈玄理的做法等诸方面，把握得较为准确。
在刘大杰看来，陶氏作品应分作前后两期。他34岁那年辞去彭泽令而退居山林，可作为这两期的界限。前者在社会服务，为饥饿奋斗，对于当时社会政治，虽已有了厌恶，但他的人生主旨还没有达到最后的阶段。在前期诗里，也时时流露出一些愤恨与热情。同时对饮酒的歌咏，在此时的诗中也极少见。在其《命子》、《怀古田舍》、《与从弟敬远》等诗中，都以名节互相勉励，似乎还没有离开现实社会的决心。刘氏认为渊明前期佳作当数《经曲阿》、《阻风于规林》几首为最好。
刘氏还认为，陶渊明后期作品最多。由于生活安定了，心境静寂了，因此艺术的价值也最高。为此刘氏进而指出：胡仔云：“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的阶段，是要经过长期的矛盾奋斗的心情和痛苦的人生经验的。他在《归去来辞》里，坦白地描写他这种心境生活的转变的过程和愉快。经过了这一转变，他由动的苦闷的世界，变为定的逍遥自适的世界了。于是美丽的自然，酒与诗文，成为他灵魂的寄托者了。旁人以此为苦，他却以此为乐了。他的最高贵的作品，就产生在这一个时代里。刘氏看到渊明后期，经过痛苦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达到新的境界；而在此时写出的诗，成就也最高。此论点与朱光潜写于1948年的《陶渊明》中陶诗“静穆”风格的形成是不谋而合的。
朱光潜先生的《陶渊明》，为全面论述陶渊明的文章。朱氏以诗人的笔触和美学家的眼光来审视陶渊明一生的各个方面。文章开头写道：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底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底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底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凡是稍涉躐他的作品底人们对他不致毫无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却也不是易事。我现在就个人所见到底陶溯明来作一个简单底画像。朱光潜这段文字，像陶渊明的为人和作品一样，看似平淡，但其内涵极深，特别是从美学角度来读，更感到非同寻常。
论及陶渊明一生的生活时，朱光潜用“半农半读”四个字来概括。谈到陶渊明哲学思想时，朱光潜说：“渊明是一个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见儒家成分，也可以发见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底倾向性比较大。”
谈到陶渊明情感生活时，朱光潜认为，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情感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还要重要。为此，朱光潜说：谈到感情生活，正和他的思想一样，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年辛酸苦闷得来底，他的身世如我们在上文所述底，算是饱经忧患……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接下去便告诫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
在鲁迅看来，朱光潜说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句话是片面的；因为陶潜的作品除了有“平和的”即“静穆”的一面外，还有“猛志固常在”即“金刚怒目式”的一面。然而朱光潜在1948年写了《陶渊明》的长篇论文，删去了“浑身”二字，并认为陶潜也有痛苦和矛盾；经过思想斗争，长期涵养，终于使其诗达到了“静穆”的境界。1948年朱光潜对其“静穆”说做了删削与补充，已完全是正确的一家之言。此后再有像钟优民那样无休止地批评朱氏的“静穆说”，就是错误的了。
关于陶渊明诗的艺术风格，朱光潜在总结前人论点的基础上，把陶诗的艺术成就提高到“化境”的高度。他说：总合各家的评语来说，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这两组恰恰相反的性质如何能调和在一起呢？把他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迹：正如他在性格方面把许多不同底性质调和在一起，是同样的奇迹。
把诗文风格分为平与奇，枯与腴，质与绮两种，其实根于一种错误底理论，仿佛说这两种之中有一个中和点，没有到这一点就是平、枯、质；超过了这一点便是奇、腴、绮。诗文实在不能有这种分别，它有一种情感思想，表现于恰到好处底意象语言，这恰到好处便是“中”，有过或不及便是毛病……陶诗的特色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质不绮，因为它恰到好处，适得其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一眼看去，却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境”。用美学理论来分析陶渊明的艺术风格所达到的“化境”高度，这是朱光潜的又一重大贡献。
朱光潜在论及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指出：渊明在中国诗人中底地位是很崇高底。可以和他比拟底，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淳，那么炼。屈原低徊往复，想安顿而终没有得到安顿，他的情绪，想像与风格都带着浪漫艺术的崎岖突兀底气象，渊明则如秋潭月影，彻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杜甫还不免有意雕绘声色，锻炼字句，时有斧凿痕迹，甚至有笨拙到不很妥帖底句子；渊明则全是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后来诗人苏东坡最爱陶，在性格与风趣上两人确有许多类似，但是苏爱逞巧智，缺乏洗炼，在陶公面前终是小巫见大巫。朱光潜运用美学分析陶渊明的生平、思想，并着重分析了陶渊明的“情感生活”、“人格与风格”，以及他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崇高地位；分析得全面而深刻、精辟，实乃此前研陶者难以企及。其论点皆有史料为依据，故其说理切实，令人信服。朱氏熟谙西方现代美学及文艺心理学，又对中国传统文论有较深修养，所以能较真切地把握、阐明陶渊明的诸多方面特征，所取得的成就相当突出。在朱光潜之前，还没有人如此周到妥帖而深入地剖析陶渊明。
一书，由三部分组成：（1）陶渊明的历史的影像；（2）陶渊明的四言诗论；（3）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书前有朱自清的序。该书最值得称道的是《陶渊明的四言诗论》。许多喜欢陶诗的人，大抵着重其五言诗，很少细致分析其四言诗。作者用较多篇幅，批评渊明九篇四言诗中六首（《荣木》、《命子》、《劝农》、《答庞参军》、《酬丁柴桑》、《赠长沙公》），它们的缺点是：诗句的形式多是汲取《诗经》，每句包含一个简单的句子，变化很少；语言（词汇）典雅凝重，大都从《诗经》里来。萧望卿在论及渊明五言诗时，也是从艺术性方面进行肯定分析。总之，从艺术性方面分析渊明四言、五言诗的优劣，这是《陶渊明批评》一书的最大特点。用一部书中绝大部分篇幅对陶渊明诗进行艺术分析，这不仅在萧望卿此书之前所未见，即其后亦极少见。这一特点，便是萧望卿在陶学研究史上的贡献。
陶渊明研究的第二阶段发表的论文约为30篇。
综观陶学研究第二阶段，无论在研究观念、方法以及成果上，都比第一阶段成熟。首先从理论方面说，鲁迅的“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这实际上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说明。其次以研究成果而论，刘大杰对陶渊明的为人、人生观、政治态度以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论述，其观点之公允、准确令人折服。第三，仅以先后两阶段的陶学代表性研究者梁启超和朱光潜而论：梁启超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和“五四”时代引进的科学、民主、自由等，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渊明为人与为文，以一种“开阔性”而引人注目；然而其论证的粗疏，亦显而易见。朱光潜却以西方美学和中西哲学为指导，也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渊明的为人和为文，比梁氏的研究更有深度。朱光潜特别注重渊明感情生活对其诗所起的重大作用的研究，以及诗中意境的研究。
三1949—1978年陶渊明研究
陶渊明研究的第三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此阶段的特点是学科统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力求把各种思想观点统一到唯物史观方面来。为此于1951年底在全国高校进行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此后的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思想研究》和胡适、胡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必然要反映到陶渊明研究方面来。
一、关于陶渊明的第一次大讨论
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陶渊明的两个先辈——陶侃和孟嘉；其二，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书的后面还附有《陶渊明论》文章一篇。该书出版不久，便引发了全国性的陶渊明大讨论，时间从1954年延续到1957年。
首先写文章批评张芝《陶渊明传论》的是阎简弼。张芝认为陶渊明不忠于晋室是因为其曾祖陶侃和外祖孟嘉都不忠于晋室的缘故，在阎看来，此种论证方法是错误的阎简弼《读陶渊明传论》，《光明日报》。在讨论过程中，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偏离张芝论著的学术讨论轨道，进而上纲上线者有之。
对张芝一书的讨论，文章写得深刻而又令人心悦诚服的，是曹道衡于1957年发表的《关于陶渊明思想的几个问题》。该文首先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陶诗，从而廓清了前人对陶渊明研究的某些错误看法。例如“在《桃花源》中，发掘出诗人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可贵的乌托邦思想”。关于陶渊明“出身家庭，原是比较寒微的地主阶级家庭”，至于渊明个人“是个寒士”。在曹道衡看来，以渊明的家庭出身来说，在当时社会中，自然很难得到别人的重视，这就决定了他在仕途上必然不能得志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的命运。“因此退而求其次，只能学伯夷、叔齐的归隐了。”封建社会和旧社会许多文人，把渊明视为飘飘然的出世隐士，曹却认为渊明乃“是一个积极的，入世的‘不遇之士’。他的归隐是出于不得已，是对黑暗社会的抗议”。从表面看，归隐后的陶渊明，政治兴趣已经冷淡，再没有什么壮志了。事实上“在冰冷的外衣里面，却藏着一颗火热的心。如果仔细读一下陶诗，那么这种‘金刚怒目式’的词句是不胜枚举的。直到诗人晚年的时候，他的政治热情还没有减退”。
渊明归田后参加了一定的农业劳动。在曹道衡看来，“他之所以参加劳动，是和他的贫困有一定联系的”。由于陶渊明参加劳动，增加了他与农民的联系，在接触中，他逐渐对农民有了感情，因此思想也不能不受农民的影响。正是在陶渊明思想逐渐接近农民之际，他才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这两篇作品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文笔的生动和构思的奇妙，而且也在于这一作品寄托着诗人理想中的社会……如果我们把这种理想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广大农民思想和要求”关于渊明是否忠晋的问题，曹道衡指出：“对双方的意见，我都有些不同的看法。张芝、阎简弼两先生的意见看来很相反，其实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太强调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以陶侃的社会地位及生平经历来说，和陶渊明完全不一样。因此陶侃的思想不可能等于或差不多等于陶渊明的思想……陶侃的不忠晋，对陶渊明不可能起什么绝对影响。”张芝认为陶渊明自己虽然不是士族，但由于文化教养、时代风习的熏陶，他也就有一种没落的感觉和没落的情调。曹道衡在此问题上与张芝的论点迥异，他说：“如果真如张先生所说，陶渊明真成了没落的士族阶级的殉葬品了。这样的看法，不能不说是贬低了陶渊明的评价。”至于陶渊明与晋朝的关系，曹道衡说：“据现存材料看，也不见得很密切。我们很难得出他对桓玄政权有好感的结论。相反地从《述酒》等诗看来，他对晋朝还有一定留恋的。对刘裕篡晋，陶渊明显然是采取反对态度，不过这并不是他归隐的主要原因罢了。”
此次讨论开始时出现了把学术讨论政治化、上纲上线和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等偏颇，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气氛也随之转向心平气和。通过这次大讨论，不仅陶学研究者在试用唯物史观分析古代作家与作品方面收获很大，而且促进了学术界正确认识和评价古代文化遗产，其意义可谓重大。
二、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大讨论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讨论，始于1958年12月，终于1960年3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次年运动仍在继续；上层建筑领域内于1958年春开展了教育大革命；夏秋发展为高校的拔“白旗”运动；陈伯达于1958年夏，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厚今薄古》的文章。
在上述大背景下，北师大中文系二年二班学生写出《陶渊明基本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文章。在这些同学看来，“陶渊明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空前尖锐的时代，广大的北中国人民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南中国人民“在战乱、剥削的压榨之下流离死亡，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然而陶诗并没有反映出这一历史面貌……所以我们说陶诗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
代表正确的观点的文章，集体撰写的有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的《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个人撰写的文章为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关于归隐，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认为，当时政治黑暗，“政权把持在豪门大族手里……陶渊明也就无从实现其大济苍生的抱负……最后终于辞去彭泽令而归隐”。对于《桃花源诗》的评价，曹道衡在关于陶渊明第一次大讨论时已发表了充分肯定的意见，此处不赘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在论及《桃花源诗》时指出：“从《归去来兮辞》到《桃花源记并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渊明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下，不断地探索着理想，追求着光明。”
在讨论中还涉及描写风景问题，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后代的影响等问题。
关于陶渊明的第二次讨论，以正确意见占绝对优势而结束，亦即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试论陶渊明的作品及其影响》及曹道衡的《再论陶渊明思想及其创作》的论文发表而告一段落。他们之所以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这除了他们学术根底好之外，还需要胆识，因为那段历史时期，正值“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
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第二次大讨论，陈翔鹤于1960年3月代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做了总结，并编了一部《陶渊明讨论集》。这篇总结即是《陶渊明讨论集》的“前言”。在“前言”中，陈翔鹤简单回顾了从1958年12月21日发表第一批讨论文章起，至1960年3月止，共收到有关陶渊明的文章251篇，约124万多字，使不同的见解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上得到了交锋。他认为“在讨论中，对有些问题，大家已取得了明确的认识或较一致的意见，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当然，也还有一些问题遗留下来，有待今后继续解决”。
“前言”的第二部分，陈翔鹤提出两个问题：（一）要正确地运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等概念；（二）要用唯物史观对待古代作家和作品。
最后陈翔鹤还特别提出在讨论中谈得很不够的还有下面一些问题：例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等地位；他在文学发展上所起的作用；陶诗的艺术风格，如对他《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咏贫士》七首等作品的评述分析都很不够。这些都还有待于今后再作深入的探讨。以表示对陶渊明的肯定与敬仰。正因为写了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陈翔鹤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9年含冤辞世！
三、陶渊明的为人与思想
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1954年出版。该书完成于1949年之前，1950年修改后再次印行。
林氏在谈及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时认为：其时是门阀势力高涨。当时逃于金陵的朝廷主要靠门第势力支持；此处所说的门第，是指西晋以来就已存在的士族（或作世族），到了东晋就更进一步形成了特殊阶级的阀阅；他们都是大地主兼大商人集团，其中大部分是从北方迁移去的大姓，少数是江南原有的土著，总之东晋朝廷是要靠他们支持；他们对家谱看得非常重要，对于出身不是名门的人，之间若有鸿沟。林氏上述对“士”、“大夫”、“士大夫”与“寒士”区别的论述，对我们正确理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大有益处的。
林氏在谈及陶渊明的出现之重大意义时指出：陶渊明的出现，正是以他的行动和骄傲反抗这个“士族”社会的。他是一个寒士，可能乃是陶侃的曾孙，至少也是族人，不过陶渊明的父亲，史乘上已无其名，陶渊明所以乃是“少孤贫”，如果因为是陶侃的家族可以算得一个门第，陶渊明就是没落了的门第，正如同先秦时代没落的封建贵族知识分子，曾代表了“士”的阶层来反对封建贵族，陶渊明就正代表了一个寒“士”的阶层来反对当时半贵族的门第的。林庚如此深入地探讨了陶渊明思想渊源于长沮、桀溺，并将其为人与后代鲍照、李白对比，又充分肯定其坚定参加劳动、走向人民的进步意义。像林氏这样精辟论述陶渊明为人和思想的，在此前陶学研究史中是并不多见的。
林氏进而认为：由于陶渊明接近农民，他才有可能写出反映农民要求的诗文《桃花源记并诗》；才有可能写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样农民的乌托邦；才可能有这样的反剥削的思想。
在20世纪陶学研究史上肯定陶渊明参加劳动者，要首推梁启超，此后的研究者也仅仅一般的提及渊明的劳动和由此产生的好诗。像林庚这样反复地、深入地论述陶渊明参加劳动的意义，以及因此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获崇高地位的，此前还未见到。林氏一方面肯定陶渊明接近农民，同时还指出这种言行“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蔑视与抗议”。同时林氏还指出：“正像无数优秀的作家们，都代表一个寒士阶层与统治阶层的对抗，但在这些寒士中，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走向农民的，这就使得陶诗在一切的诗篇中，都显得那么素朴淳厚，单纯明朗；他的风格是最富有个性的，也是最典型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以后，仅有少数诗人能以自己的人格构成典型的形象，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他因此是中国最优秀而且伟大的诗人之一。”
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也是1949年前旧作，于1950年后修改再版的。谭氏在论及陶渊明的阶级局限时说：陶渊明受他的阶级局限，他并不是一往直前地在追求、在战斗。有时他想歇歇气，对他的田园生活表示满意；有时他不知怎么办，对他的现实生活表示苦闷；有时他在彷徨，表现了幻灭、颓唐的精神。谭氏对陶渊明阶层局限的分析，反映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后知识分子对古代作家所运用的唯物史观。
在王瑶看来，诗中几乎篇篇有酒，文人与酒几乎打成一片是始于陶渊明的。他说：陶渊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诗连了起来。即使阮籍，“旨趣遥深，兴寄多端”（沈德潜《古诗源评》）的《咏怀诗》的作者，也还是酒是酒，诗是诗的；诗中并没有关于饮酒的心境的描写。但以酒大量地写入诗，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的，确以渊明为第一人。在阮嗣宗，酒只和他的生活发生了关系，所以饮酒所得的境界，也只能见于行为，所以我们只看到了任达。虽然生活还会影响到诗，但毕竟是间接的。但陶渊明，却把酒和诗直接联系起来了，从此酒和文学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饮酒的心境可以用诗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钟嵘语）的陶诗。杜甫可惜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文人与酒的关系，到陶渊明，已经是几乎打成一片了。王氏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基础上，又加强了对陶渊明与酒的关系这方面的论述。
四、陶渊明的诗文
林庚在其《中国文学简史》一书中，论及陶诗风格时指出：陶渊明的为人与他诗的风格，因此走着与从太康以来日趋华靡的半贵族的作风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朴素的白描诗人，他的白描手法达到如此高度，以至前人评他是“不烦绳墨而自合”。
林庚在论及陶渊明对诗歌发展的贡献以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认为：陶渊明的出现，使得沉寂了七八十年的诗坛，重又获得生命的力量；他不仅总结了魏晋古诗，而且也启发了宋以后的新体；他的健康的鲜明的诗句，日常生活中的歌唱，就是此后诗坛所要走的道路。上述林庚对陶诗艺术特点的分析，对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地位的论述，以及此前对渊明生平、思想，特别是他走向劳动人民的重大意义的评价，都是颇为深刻的。继刘大杰在4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之后，到1978年之间，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是这一历史阶段众多文学史中的陶学研究取得成就最大的一部文学史。其原因除了林氏国学根底深厚之外，还与林庚自己就是诗人有密切关系。
1956年王瑶在整理《陶渊明集》一书中，谈到此书写作目的时说：“本书是为了普及的。”为此对每篇诗文都作了系年，还有简要的题解，以说明诗文内容的含义。此外，对难懂的词语还作了简注。
王瑶在《陶渊明集》中所用的心血是颇多的。例如系年，有些诗文写作年代很明确，但还有部分诗文不知作于何时。对后者，作者也要暂系于某年或某个时期。这“暂系”便需要考证的功力与时间。另外王瑶对陶诗文还作了简注。这“简注”说来容易，注起来却颇难，因为只有在把握了“全文”含义的基础上，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事实说明，王瑶所作的简注是经得起推敲的。
笔者认为，王瑶整理的《陶渊明集》的最大功绩，是把陶渊明诗文按写作年代先后重新编排，这样有益于对陶渊明的思想与创作的研究，而且王氏这项工作，乃是陶学史上的创举。
论及义熙、永初年间陶渊明的田园诗、山水诗以及陶渊明与谢灵运的异同时，王瑶说：渊明的年代虽较康乐略前，但山水诗的酝酿已久，只是到谢诗才达到高峰。陶渊明自然也受到了这种时代影响。不过陶、谢二人因了地位环境的差别，彼此成就的方向也就不同。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浙江会稽永嘉为主，因了自然景色的艳丽，所以诗境也富华莹澈。而陶渊明的环境，却大半限于江西庐山周围，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江南农村……他所写题材对象，自然决定了他那自然朴素的作风了……《沧浪诗话》云：“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陶谢对于自然景物虽然都很爱好，但因为生活行为的差异，诗境作风竟完全两样了。渊明写田园，他自己就是躬耕的实践者，所以即使写景，也写得自然亲切，如“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王氏对陶渊明的归隐、政治思想、饮酒以及将陶渊明与谢灵运比较分析，在继承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基础上，又有新的体会。王氏上述诸论点，作为《陶渊明集·前言》的一部分，使其整理的《陶渊明集》不仅对广大读者有益处，就是对陶学研究者也是颇为重要的。
综观王瑶对陶渊明作品的按年代编排，又精心注释和对作品系年，并较为准确地论述了陶氏为人及思想，王瑶不愧为20世纪陶学研究的杰出者。
廖仲安的《〈饮酒〉二十首》一文，较为新颖。过去单独论述《饮酒》中某一首诗者很多，而把这一组诗综合考察的人却较少。他先引录《饮酒》组诗小序之后写道：寥寥几句话，给我们烘托出了他写这些诗时的寂寞心情。在这二十首诗里，他回忆了过去的生活，写出了从出仕到归隐生活中种种的观感和体验，也对污浊、险恶的社会表示了痛心和不满。他把这些具有丰富深刻内容的诗归在《饮酒》这个总题目下面，用心也是很苦的。自魏晋以后，当社会环境十分黑暗险恶的时候，许多文人往往借酒醉来逃避迫害的灾祸，魏末的著名诗人阮籍就是经常借酒醉不问世事来逃祸的，阮籍的《咏怀诗》也是以象征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苦闷和追求。陶渊明在“饮酒”的题目下来“咏怀”，显然也是受阮籍诗一定的启发的。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饮酒》二十首中有十首提到酒，正是属于这种“寄酒为迹”的作品。廖仲安仅用上面简洁的语言，就概括了陶渊明写《饮酒》诗的心态及其《饮酒》诗的写作特点，《饮酒》诗产生的时代，特别是把陶渊明的《饮酒》诗与阮籍的《咏怀诗》联系起来，并用萧统的“寄酒为迹”来归纳渊明与阮籍《咏怀》作品的共同处，让读者感到亲切、深刻。
廖仲安论及渊明对抒情诗发展的贡献时说：诗歌从民间转入文人手中，由叙事为主转为抒情为主，作家的个性开始显露。以后正始、太康时期的诗歌，基本上沿着这个文人化、抒情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除阮籍、左思等几个杰出诗人外，他们在艺术风格的个性化上都没有什么成就。东晋时代广泛流行的玄言诗，在艺术上更是大大倒退了。陶渊明却如异军突起，不仅突破了内容空虚狭隘的局限，把田园生活引入诗篇，而且在艺术技巧上也表现了革新的精神，使诗歌的个性化达到了新的水平。廖仲安把陶渊明的抒情诗的个性化，放在抒情诗个性化的发展史上加以考察其贡献，从而得出公允而令人信服的评价。
廖仲安在写《陶渊明》之前，还写过一篇《对陶渊明田园诗的一些理解》，1982年又写了《陶渊明评传》，收入山东教育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此外，廖仲安还写了《爱用绿字的诗人》的文章，是研究韦应物诗的副产品，比较了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三人诗中色彩运用之区别。“简而言之，陶渊明是用素色的诗人，谢是用彩色的诗人，韦是用绿色的诗人”。
廖仲安从中学时代起，便热爱陶诗，经常吟诵。中年写出的《陶渊明》一书，以其立论稳妥、语言质朴、深入浅出等特点，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在大陆有两个版本，在台湾出版两次，在日本出了两版，这在大陆陶学家中是不多见的。
逯钦立整理的《陶渊明集》，由三部分组成：一为陶渊明诗文的校勘与注释；二为“附录”——关于陶渊明；三为“附录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逯氏整理《陶渊明集》的功绩，首先体现在校勘方面。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流传到现在的旧集中，以《陶集》流传最广，版本也最多；而且各种版本的差异，早在宋代就已经成为问题。为此，南宋的《蔡宽夫诗话》中说：“《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转引自《陶渊明集·出版说明》）因而导致历代注家和研究者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此种情况下，当务之急便是对《陶集》进行精确的校勘，使研究者和读者有一个可以信赖的版本。于是逯先生知难而进，他以元初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以曾集诗文两册本、焦竑藏八卷本、传为苏轼笔迹的元刊苏写大字本等为校本，经过细心校勘，终于完成了这部《陶渊明集》。逯校《陶集》的最大功绩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完备而精确的《陶渊明集》；它优于宋、元以来大量的陶集版本，为进一步研究陶渊明及其作品，提供了最可靠的诗文全集。
逯钦立的《陶渊明集》的功绩，还表现在注释准确，要言不烦。例如《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一书中，对“负痾”的注释，仅用“抱病”注文。又例如《形影神》一诗中的“凄洏”，凄，怆。洏，流泪貌。有些诗需注全句时，逯氏也是用最精练的语言来说明。
逯钦立的《陶渊明集》的功绩，也表现在书后所附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之中。例如：太元十八年癸巳（393），陶渊明29岁，初仕，“起为州祭酒。即是说陶渊明的《形影神》诗的思想内容，为反对当时风行一时的佛教思想的。这一结论，乃是千余年来陶学研究史上重大成就。逯钦立新中国成立前的陶学论文为陶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研陶者多参考此书。
逯钦立的《读陶管见》写于1964年。在此长文中逯钦立谈了十二个问题。此文可称为逯钦立对渊明为人、思想、创作的基本看法。由于该文写于1958年至1960年第二次陶渊明大讨论之后，从内容考察可看出它回答了那次讨论中有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对讨论中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一节中，逯钦立认为“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关于《仕于桓玄、刘裕问题》一节，意在阐明“陶渊明的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禄代耕’思想决定的，是为贫而出仕，为奉侍老母而出仕的，谈不到什么忠君思想”逯钦立对卢循的具体分析，从而提出不能过高地要求陶渊明。在前两次关于陶渊明大讨论中，尚未发现有谁能像逯钦立如此论述精辟，令人信服的。关于《陶渊明写贫困生活》一节也是有针对性而写的。解放初期到60年代初期关于陶渊明的大讨论，有些人认为他乃是封建社会的地主，他再穷也比农民强得多，从而否定陶渊明述说贫困的诗篇。为此，逯钦立以《杂诗》八首之八“代耕本非望”等诗篇为例说：“这些充满血泪的诗，不仅是陶渊明生活的写真，也表现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的思想感情，诗人回到农村中去，经过长期耕种实践，当然更加熟悉和体会农民的生活愿望和理想，感染到农民的道德品质，因而他一定程度的同农民共呼吸同命运。”关于“陶诗的艺术性”，逯钦立用了近五千字的篇幅加以颂扬。逯钦立在这一节中，重点说了三个问题：第一，写实的创作精神与创作方法；第二，拟人化手法；第三，自然风格与韵律美。逯钦立对陶诗的艺术性论述得极为深刻，由于篇幅所限，具体例证只能割爱了。
在唐前众作家中，逯钦立最喜欢陶渊明。他的科研用在陶渊明身上的时间也较多。20世纪对陶渊明著作的研究整理、校勘、考证、注释、评论等诸方面，均做出较大贡献的要首推逯钦立。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教师、同学合编的上卷收集南北朝刘宋直至“现代”史料记载以及评陶文章、诗论、语录及文章片断；下卷以陶渊明作品为纲，收集历代有关评论。所收材料丰富，为研究陶渊明的重要工具书。
陶学研究第三阶段的30年，个人著作仅5本书（包括“文革”后出版的逯钦立的两部著作），集体编写也仅3本书，它与陶学研究第四阶段（1978—1998）的20年，仅个人著述约50部简直不成比例。可见政治运动多，“左”的思潮使陶学研究损失之大是令人深思的。
综观陶渊明研究的第三阶段（1949—1978），由于确立唯物史观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使陶学研究者在运用此观点方法方面都有不同的收获。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突出渊明的“寒士”地位，并深刻地分析了他所处的时代，终于走向人民的独特道路，以及陶诗文风格的特点等，体现出林氏著作中的学术个性，为本阶段陶学研究开了个好头。两次关于陶渊明的大讨论，尽管受到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的干扰，但终于使以曹道衡和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为代表的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陶学占了优势，从而取得了较为圆满的结果。王瑶的《陶渊明集》，按年代编排陶渊明的诗文，使陶学研究更加深入，影响深远。逯钦立对陶渊明诗文的重新校勘，使我们研究陶学有了可靠的版本，在陶学史上意义重大。此外，逯氏对渊明诗文系年、注释、评论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促使陶学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其功不可没。“左”的思潮影响了陶学研究；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尽管使陶学研究受到若干损失，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正确战胜了偏颇。然而到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左”的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正常的陶学研究也被迫暂停。“文革”结束后，由于“改革开放”，从而迎来了陶学研究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