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陈寅恪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自德国柏林启程，至法国马赛港乘游轮通过苏黎世运河，经印度洋回到上海。此次归国不但携带大量书籍，还带着表弟俞大维的一个三岁的小男孩。这孩子身体强健，精力旺盛，爬上跳下，一刻不停。船过苏黎世运河到红海，不分四季的炎热气候，令幼童长满痱子，头发根处特多，陈寅恪不得不将他剃成光头，方便清洗；小娃不肯按顿吃饭，随时闹着要吃东西，于是趁船过热带地区，陈寅恪“整株”买下香蕉，利于保鲜，放在船内，随时摘下一只给他充饥。男孩顽皮淘气，不时出现危险动作，如想把手指伸入转动的电扇等。陈寅恪带着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回到家里时，真已筋疲力尽。这时陈母已经去世，这个小孩由仍待字闺中的妹妹陈新午照顾，日后也成就了陈新午与俞大维的姻缘。这个活泼的小男娃一到陈家，立刻赢得陈三立的喜爱，见他长相如洋人，又剃个光头，便戏呼他为“洋和尚”。后来，这孩子的名字即以此谐音称“扬和”，又按俞家排行“文明大启”称“启德”。
陈垣将陈述的文章拿给陈寅恪看，陈寅恪表示想见见作者。一日，罗常培通知陈述某日某时去姚家胡同见陈寅恪。姚家胡同是南北向的，陈宅座东朝西。陈述敲开陈宅大门，把名片递给门房。门房双手将名片举在眉上进去禀报，这一幕给陈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人多将陈寅恪的“恪”字，读作“qu-（音’确‘）”，据说是因为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客家人读“恪”作“qu-”。但据金文明在《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qu-”应为粤语中“恪”的发音。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寅恪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陈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课）”。
陈寅恪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陈寅恪及其兄弟们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音。陈寅恪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毕树棠曾问过陈寅恪其名字的发音，陈告诉他“恪”应读k-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你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德语：是的、是的、是的。）”。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浦薛凤在《蒙自百日》中记载：“寅恪渊博之至，记忆力极强，予佩服不已，惜其体质太弱，大有弱不禁风之感。……蒙自城蕞尔弹丸……吾侪进东门，出西门，到市集，仅需一刻钟。……西门大街最热闹。门外为市集之地，每逢三六，拥挤异常。屡往观光，一无可购，不外土布、烟叶、席子及食物而己。土地粗窑难辨别。尝与寅恪选购茶杯之类，行人停足相看。初不会意，其后在佩弦处听说，本拟购此粗碗粗杯，而房东以为太不雅观，恐人见笑，乃另购外来磁器。是则寅恪与吾选购茶杯大碗（仅二三分一只），本地人士不以为愚，必视为怪。”
治学之余，陈寅恪很喜欢“看”张恨水小说。抗战时期，陈因视网膜脱落住进医院，因唐筼犯心脏病卧床，燕京大学学生主动承担照料老师的责任。女生李涵常值日班，陈寅恪便让她念报或读张恨水的小说，借以消遣。每听到小说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时，就为之蹙然不乐。
1946年秋，暌违九载的陈家兄妹六人齐集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家中。乱后重逢，悲喜交集，陈寅恪每于饭后，便建议道：“我们一道去’煮粥‘吧！”于是，择一静谧之室，六人围坐，共话家常。
联语
1926年，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喜爱作对联的陈寅恪曾送学生们一联，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而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学生们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罗家伦担任清华校长时，一次去看望陈寅恪，送陈一本自己的著作《科学与玄学》，陈随手翻看几页后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此联嵌有“家伦”二字，罗大笑。陈寅恪又说：“我再送你一匾额：’儒将风流。‘”又解释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陈出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并让学生们对对子：一年级的上联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出上联“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一时引得舆论大哗。陈寅恪见议论纷纷，遂于《学衡》杂志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提出之所以让学生对对子的四条理由：一、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子可以测试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试思想条理。陈认为对对子其实是最简单的测验应试者基本功的一个好办法，并称：“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路必贯通而有条理，故可借以选拔高才之士。”
陈寅恪出上联“孙行者”，当时在清华学习的周祖谟以“胡適之”对，一时传为笑谈。后陈寅恪回忆此事时说：他所出的“对对子”题中“孙行者”的下联实想让应试者以“祖冲之”对应，但“胡適之”也为佳对，“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
据说，陈寅恪还在研究生的中文考试卷中出过一上联：“墨西哥”，当时有人对以“淮南子”，陈认为后两字对得极为工整。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为躲避日机轰炸，人们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在院子里挖好防空洞，上盖木板。每遇到日机轰炸，空袭警报便响起，人们便避入防空洞。陈寅恪因而作了一副对联曰：“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伉俪
陈寅恪38岁时（虚岁三十九）与唐筼结婚。他对大嫂说，他在38岁以前只忙于做学问，38岁以后才想到要结婚。
1926年，陈寅恪到清华任教。陈“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成家”，故不愿住在清华工字厅的单身宿舍，而与赵元任夫妇一起住在南院，在赵家搭伙吃饭。杨步伟常对陈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嘿，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你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一起做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
陈寅恪此时答应赵元任夫妇为其做媒之事，也与其父陈三立逼迫有关，他晚年回忆道：“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身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还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寅恪乃请稍缓，先君许之。”
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为台湾最后一任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体育教师。许广平曾是她的学生。
吴宓曾叙述陈、唐二人的恋爱过程：“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据陈氏后人记载，此幅令陈、唐喜结连理的条幅，二人非常珍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请胡適为之题诗；1938年在香港，又请许地山为之题诗。因胡、许二人的父亲都是当年与唐景崧一起抗击日本的同僚。
结识后，陈寅恪第一次邀唐筼同游中山公园。唐筼到达约定地点，远远见陈走来，发现他走路的姿势微跛。唐是体育教员，出于职业敏感，心里产生了一个小疙瘩。在散步中与陈寅恪聊天，才知道他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是因为早年留学时，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引起的。
陈寅恪与唐筼交往时，吴宓曾为陈介绍钟令瑜女士。安排二人见面后，吴宓曾私下探寻陈寅恪对钟的看法，陈没有直接拒绝，而是委婉地表示自己喜欢的女性是“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知识分子类型）”，钟为“中等”，故拒绝。唐筼正是此类型。
陈寅恪、唐筼相识后，杨步伟鼓励陈多去高家与唐谈谈。一日，陈寅恪和唐筼见面回到清华园后，对杨步伟说：“我今天和唐女士谈了大半天，现在真是筋疲力尽了。”杨步伟听罢开玩笑道：“还未到真筋疲力尽的时候，就筋疲力尽了。”
1928年，陈寅恪、唐筼结婚，先借赵元任的住宅设订婚喜宴招待亲友，后又至上海举办婚礼。此时，陈寅恪已经38岁，唐筼也已30岁。
在上海举办婚礼时，上海治安欠佳，陈寅恪决定把彩车上的装饰全部撤掉，以免引起劫匪注意。此举瞒着父亲陈三立，怕他觉得不吉利。婚礼举行期间，唐筼听闻，另一位新娘的彩车被劫匪盯上，饰物被抢劫一空。大家都称赞陈寅恪有先见之明。
婚后不久唐筼即怀孕，她本有心脏病，在生长女流求时一度病危，几乎丧命，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生下长女后，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又为了支持丈夫的治学研究，故辞去教职，全身心在家主持家务、相夫教子。
结婚前，唐筼便注意到陈寅恪身体不够强健，故而婚后要求他坚持每日散步、午睡。陈有慢性胃病，消化不良，却又严重偏食，偏重湖南口味，喜欢以味精或勾芡调味，爱吃西餐，认为面包易消化，偏爱苹果派，不注重营养均衡，并说：“喜欢吃的食物，令胃液分泌增多，就能消化。”为此，唐筼努力学习烹饪，为丈夫作羹汤，还抄录了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以便陈寅恪的饮食能够做到营养均衡。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历了国难与丧父之痛、并且右眼已患眼疾的陈寅恪决定南下与清华会合。唐筼支持丈夫的决定，二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女儿仓皇南逃，当时三女儿美延还在襁褓之中。他们一路经天津、长沙、梧州，最后辗转到达香港。在济南火车站上车时，由于人多拥挤，上不了车，幸好刘清扬的家人已经上车，才将他们从车窗拉了上去。到达香港后不久，陈寅恪独自赴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将唐筼和孩子们留在香港。由于常年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夫妇施以援手，才得以获救。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对于这一切，唐筼都毫无怨言，只是默默承受，拖着病体照顾孩子，为陈寅恪分忧。
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因眼盲无法上课，唐筼便开始担任丈夫的助手。但她并非专业的文史工作者，为了能够更好地协助丈夫的教学工作，唐筼尽量抽空去听陈讲课，并认真记笔记。一年后黄萱到来，唐筼才卸下这个担子，但她依然要为陈寅恪代笔书信，整理陈的文稿资料，为《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做准备，并且还手录陈寅恪的诗稿（这些诗稿中大量袒露陈的心迹，不宜外人抄录）。
陈寅恪生性悲观郁悒，唐筼却坚韧豁达。陈一生多舛，如果没有唐生活上的细心照料、精神上的默默支持，他恐怕很难在目盲、足残之后坚持治学教学。1955年9月3日是二人结婚二十八年纪念日，陈赠唐诗云：“同梦忽忽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侏儒方朔俱休就，一笑妆成伴白头。”唐筼以陈之原韵答云：“甘苦年年庆此秋，已无惆怅更无愁。三雏有命休縈念，欢乐余生共白头。”
陈寅恪生命的最后二十一年一直处在政治的风口浪尖，因他目盲，无法书写，那些署名陈寅恪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开始后，学校不再配给陈护理工和清洁工，照顾陈和家庭的重任全落在患有心脏病的唐筼一人身上。无奈之下，陈寅恪只能申请保留一位老工友助其坐椅、上厕所并干杂活。但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根本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故去后，家中的家具被人搬去抵债。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此时陈寅恪正值万念俱灰之际，为爱妻预写挽联：涕泣对牛衣，卌（音“西”，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