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弗雷兰
第一次从卢浮宫出来时，我被自己对艺术的这份痴爱冲昏了头脑。那是1971年，我二十五岁，在欧洲五城游学。当时在我看来，历史和艺术从未那么有魅力，声音那么有震撼力，图像那么扣人心弦。站在西岱岛的九桥上，我发誓要将新发现的这个艺术世界作为我终身的伴侣。
刚到欧洲时，我仅有的艺术背景就是惊叹于曾祖父把涂料变成一道风景，我觉得自己像一位朝圣者。于我而言，艺术博物馆庄严神圣。在1793年卢浮宫作为博物馆开馆之前的六个世纪，它就是财富、权力、君主制衰落的象征。从皇宫到国民博物馆的转变是一桩文化大事件，彰显了法国大革命追求平等的主张。我怎么能不好好利用这个肩负公众信任的神圣场所呢？
油画、雕塑、建筑、音乐、宗教和社会历史——我对这一切着迷，想读更多书，想学习其他语言，想用那些由人类的欲望、恐惧和信仰精编的丰富、灿烂、悠久的文化来充盈我的头脑；我想把法国哥特式大教堂铭记于心，想和法国人民友好相处，与他们在路边的咖啡馆喝着奶油咖啡，笑谈历史和艺术。
“这是不可能的，女士。”我的脑海深处有个声音在说，“法国人势利，特别是巴黎人。友好相处？永远不可能！”
一道屏障耸然立起，而我想跨越它。但怎样跨越呢？
《窈窕淑女》中的语言学教授亨利·希金斯坚称：“只要表达得体，法国人就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我呢，我的法语很是蹩脚，水平十分有限，这让我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在一个观光码头上，我试着与一位身着奶油色香奈儿上衣和轻佻喇叭短裙的巴黎女士寒暄，也许她会认同天气很好，塞纳河和两岸的新文艺复兴建筑令人叹为观止。我猜“叹为观止”（impressive）在法语中是“impressif”。毕竟，“creative”的阳性形式是“creatif”，“apprehensive”的阳性形式是“appréhensif”。还有“agressif”“passif”“pensif”。但是她一言不发，转动着睫毛膏下的眼珠子，朝她英俊的同伴方向看去，把穿着奶油色呢外衣的身子转向我，桃红色丝巾在宜人的微风中轻扬。回到酒店，我翻开厚厚的《拉鲁斯法英词典》：“impressive”，形容词，阳性形式是“impressionnant”，不是“impressif”。
“该死！”我从法语老师那里学到这个咒骂语。如果所有法国人都如码头上的这个女人一样傲慢，那么我可以经常用到这个词。
我不甘示弱，到酒店前台索要一条毛巾——用的是法语。易如反掌，毛巾的法语是“serviette”。
“说英语。”他粗暴地说，眼睛甚至都没离开酒店账簿。
真是个傲慢无礼的家伙。“该死！”我又说了一次。这个词就像在他那油亮、冷漠的光头上爆炸了一样。
“你都不让我说法语，怎能让我学好法语？”我问。意识到我语气咄咄逼人，我又用温和的法语重复了一遍我的请求。
你对法国人总是得彬彬有礼，哪怕对方粗暴无礼。
我了解到，在交谈中穿插“女士”“先生”“请”“非常感谢你”“你真好”这些词，有利于打开法国人的心门。这些经历促使我参加了更多法语课程，以突破蹩脚的发音、不正确的时态用法和贫乏的词汇量的限制。
到法国不久，发生了一件囧事。我问一位巴士司机：“战争在哪儿？”（Où est la guerre?）其实我想问的是“火车站在哪儿？”（Où est la gare?）太糟糕了。
司机不粗鲁，也不势利，只是敷衍我说不明白我的意思。当时我以为他对我的无知没有耐心。我知道，他不指出我的口误，是因为疲于应付成千上万个来巴黎游玩的语言不通的游客。他换了挡，想让我在路边下车。
我绝望了。“火车在哪儿？”我用英语问。
“火车？火车站，小姐。啊哈哈。”他强调道，纠正我的发音，“火车站，在左边的两条街。”
我不悦地接受了他的纠正。
尽管他们对我愚笨地学习他们可爱的语言没有耐心，但我发现巴黎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
由于在加州的一次滑雪意外，有一段时间内，我得借助拐杖。巧合的是，我马上就要开始巴黎之行了。当我与丈夫和朋友在蛇形队伍中等待进入奥赛博物馆时，一位佩戴徽章的女人从馆里出来，朝我们挥舞着手臂。“请跟我来。”她说。让我从队伍中出来，跟她进入博物馆。我示意我有两个同伴。她再次用手示意，让他们也一起来。她将一个拄着拐杖的陌生人从排队等待中解救出来。也许法国的规定就是有这么人性化吧。
第二天，留意到我拄着拐杖，公交车上一位老者让我坐残疾人专座。我与他进行了一次有趣却短暂的对话。我们微笑，甚至窃笑，直到他到站下车。我难以置信，竟然与一个法国男人有共同的窃笑！
在另一次出行中，我进入一个院子时，少踏了一个台阶，直接扑倒在地，就像米老鼠笨拙的朋友高飞狗。这件糗事发生在一家人来人往的户外咖啡店前。丈夫扶起我，我揉了揉隐隐作痛的膝盖，颤颤巍巍，感到十分难堪。我原以为顾客和服务员会对此有点儿好奇，然后继续谈话，也许他们还会嘲笑我。但是，服务员并没有对我翻白眼，而是立马搬出一张椅子，拿来一块裹着冰块的干毛巾，递给我一片止痛药，让我想坐多久就坐多久，甚至可以坐到店铺打烊。带着仅存的自尊，我用法语说：“谢谢你，先生，你真好。”他祝愿我早日康复，他的微笑是那么温暖，那么真诚。我扶着丈夫的手臂，一瘸一拐地走回酒店。不像上次那个命令我说英语的前台服务员，这个服务员更善良，告诉我们哪里可以买到绷带。
迄今为止，展示出巴黎美德的最佳典范是让·阿贝尔先生。
正是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把阿贝尔先生引进我的生活中的。尽管雷诺阿于1841年出生于利摩日，但却是个真正的巴黎人。他儿时生活在一个贫民窟，位于卢浮宫与杜丽乐宫之间的收容所旧址。他的父亲是位裁缝，曾祖父是鞋匠。雷诺阿性格内向，身材消瘦，苦瓜脸，害怕别人对他的关注。然而，年轻的他敢于多次走进卢浮宫。对他来说，对绘画的热爱战胜了怯懦。他一定想过，一个立志成为艺术家的穷人不能怯懦。
于他，没有什么比漫步在卢浮宫内、向大师学习更快乐的了。晚年，他写道：“就像遇到老友，我总还能从他身上发现吸引人的新品质。”要不是警卫盯着，他都敢去触摸这些老友的作品。轻抚那种只有通过颜色渐变才能实现的柔软圆形，轻抚女孩着了色的脸颊，他渴望表达出这种愉悦之情。他渴望用指尖触碰厚厚的油画涂料，去感受帆布表面凸起的地方——那是伦勃朗的画刷留下颜料的地方。
我能够感同身受他的渴望，可并不敢付诸行动。
1860年，雷诺阿十九岁，申请了为期一年在卢浮宫临摹油画的资格。这是十九世纪艺术生的常规实训。有一幅画，雷诺阿一次次为之驻足。它就是委罗内塞创作的《加纳的婚礼》——卢浮宫内最大的油画作品，高22英尺3英寸（约666厘米），宽32英尺（约990厘米），该画于1563年为本笃会修道院的食堂创作。本笃会修道院位于威尼斯圣乔治马焦雷岛上。
这幅画描绘了耶稣展现第一个奇迹的场景：当着三十位宾客、仆役、乐师和二十多位站在高台的旁观者的面，把水变成酒。对于雷诺阿，最关键的不是奇迹，而是画中U形餐桌的右视角。雷诺阿在1881年创作的杰作《船上的午宴》也采用了该视角。通过该视角观众可以看到他那十四位餐后谈笑风生的朋友。
这些人围着雷诺阿的餐桌，或坐或立，就像他画中的威尼斯人。他们成为我2007年一部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2004年，我在巴黎为这部小说取材时，决定仿照雷诺阿，去参观给他灵感的餐桌。我和丈夫到了卢浮宫二楼的卡雷沙龙画廊时，却发现大门紧闭。一个指示牌提示展示厅正在维修。我向附近一位警卫说明我想要看《加纳的婚礼》。我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因为我就快要完成初稿了。但他坚决地表示：“不可能，女士。”
我用法语试了一遍，又用英语试了一遍。在从两位警卫那儿得到“不可能”的答复后，我又找到一位独自站岗的警卫。他脸颊消瘦，让人联想到雷诺阿。我恳请他陪我进入展厅。他对我似笑非笑，像是看着一个胡搅蛮缠的孩子。他没有说“不可能，女士”这种简单粗暴的话，而是友好地提醒我，可以去金字塔玻璃入口的问询处打听。一丝可能性都能给我希望。并非所有法国男人都是粗鲁的。
半圆形的问询前台，有十几个服务员，每个人前面都排着队。我选了队伍最长的服务员，认为她会比其他人更认真负责。听完我的解释，她给了我张纸条。上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于是我开始对付法国收费电话系统。区号，拨外国长途，可以省略的数字，这些都是复杂的谜题，可能导致我无法拨通法国人的号码。如果某个数字可以省略，那为什么还要设置它呢？
三天后，经历了一番波折，我终于联络上了接待员。她把我的来电转接给阿贝尔先生。我欢欣鼓舞又惴惴不安，小心翼翼地用法语表达了我的请求。我觉得自己是艺术世界的一份子，理应得到一些通融。我解释我要去看《加纳的婚礼》的原因，他快速回答：“请说英语。”
该死！又受到打击。
第二次回应时，他又用英语说：“星期一下午两点来见我。从狮子入口进来，跟接待员说明情况。”
“谢谢您，先生。”我重复说了几十次，不停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那么，狮子入口在哪儿呢？翌日早晨，丈夫在街上向一位路人打听，得知狮子入口是塞纳河畔西边尽头的一处建筑。西边？哪个方向是西边？我真是无知，但还是鼓起勇气问了一位在等红绿灯的男士。塞纳河下游，他做了个手势，甚至还带着微笑。我看了看河流流动的方向。
直到周一我都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狮子入口的接待员打了个简短的电话，指了指一部狭小的升降梯。值得庆幸的是，电梯里只有一个按钮。门一打开，我们就看见一个身材矮小、衣着讲究的男子，他脸颊圆润，穿着海军蓝西服，内搭白色衬衫，系着红色宽领带——法国国旗的象征。他领着我们走向服务通道时，介绍说卢浮宫最初是一座修建于十二世纪的城堡，位于正逐渐发展起来的巴黎市中心，但到了十四世纪，为了给一座皇宫腾出空间，它被夷为平地。1527年，弗朗索瓦一世再次下令拆除卢浮宫，修建一座更大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我感觉我跟正随着这个男子畅游在巴黎的历史长河中。
跟警卫打过招呼之后，他打开门，带我们进入了卡雷沙龙画廊。这个曾把我们拒之门外的画廊，高梯环绕，四周摆放着涂料罐、脚手架和覆盖着薄膜套的油画。他示意我看这幅高达天花板的巨幅画作。他爬上梯子，拉开遮盖着一幅雷诺阿研究过的巨幅杰作的薄膜——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有效证件的人，一个连法语都说不好的人。这种与法国人的友好关系正是我渴求的。我坚持要看这一艺术作品，或者他也深爱着这幅作品，并认为我对这作品也是同样的喜爱，是这些让我们建立友谊的吗？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有机会解释我为什么如此坚决地要看这幅画之前——我在写一部关于雷诺阿的《船上的午宴》的小说；在构思结构和选取桌子的视角时，雷诺阿也参观了委罗内塞的作品。
没料到这幅画如此巨大。我深深着迷于对一场宴会精致入微的构图、明亮和谐的威尼斯色调。阿贝尔先生热心地给我讲解，他乐于提示我许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他说，委罗内塞能巧妙地把《圣经》故事穿插到一场盛大的威尼斯婚礼中。他沉醉于画中人物华丽的服装（深红色和翡翠绿礼服），缠绕在妇女头上的珠宝饰品，光彩夺目的器皿，神气活现的宾客，还有他们身后经典的建筑。显然，他为法兰西拥有这份杰作而骄傲，即使这杰作不是法国画家所作。他想让我欣赏它。我怎么能不欣赏呢？
我提及雷诺阿的餐桌的角度和委罗内塞的U形餐桌的右视角相似。他摸摸下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承认他不知道两者有相似之处。1923年，美国收藏家邓肯·菲利普斯在巴黎买下雷诺阿的《船上的午宴》。阿贝尔先生一直没去华盛顿的菲利普斯收藏馆看这幅画。
回家后，我给阿贝尔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从五篇文献中选取的有关两幅画的引文，特别是提到关于委罗内塞餐桌右视角的内容。我写道：“我万分感谢您的深刻见解。我学到了我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的东西，所以，一开始看不到《加纳的婚礼》对我来说反倒是好事。如果这幅画正常展出，我也不可能结识您……我诚挚感谢您在那一个小时里送给我的礼物。”
他的回信简短而真诚，他感谢我做的研究并补充道：“我没意识到雷诺阿的《船上的午宴》竟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委罗内塞。我期待拜读您的作品。祝您写作顺利。让·阿贝尔。”
我读着这些句子，关于法国人势利的偏见消失了。
两年后，在另一次游学期间，我想再次去拜访阿贝尔先生，所以我得想一个理由。我很轻易就想到了。我想把雷诺阿参观《加纳的婚礼》的场景写进小说。1880年雷诺阿在创作《船上的午宴》，那时这幅画挂在哪儿呢？带着这个问题，我给他写了一封拜帖，表意近期的拜访。这次他的回信较长，并且用了法语，因为我用法语写给他。他在信中说，我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取消一场大型展览，但他会抽空带我看委罗内塞油画的“历史档案”。署名是：让·阿贝尔，美术博物馆馆长。
呼啦啦！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卢浮宫馆长有这样的交流。他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之前并没有提过这点。我越来越欣赏法国人了。
再次去巴黎时，我拨打了原来的号码，却无法联系到阿贝尔先生。旅程接近尾声，我为错失良机大为失望。风和日丽的一天，丈夫和我沿着塞纳河畔漫步。卢浮宫就在我们的右边，于是丈夫有一个疯狂的提议：不请自到“狮子入口”。
我的心咚咚地打起鼓来。我们问了接待员能否见阿贝尔先生。她打了个电话，很快就让我们搭乘了身后的小升降梯。他在那儿，在等着我们，笑脸盈盈，目光熠熠，好像要揭示一个惊喜或秘密。我为他还记得我们而欢喜。
在经过一排排高大的档案柜后（里面存放的一定是档案），他把我们领进一排房间中的一间。他沿着一条过道一边走着，一边告诉我们卢浮宫的七万件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的档案。他右转走到一个档案柜，从中取出一份很厚的文件，让我们坐在一张光滑锃亮的大型阅览书桌边。
“你们必须从后往前看这些文件，才能了解历史。”他说，“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他打开文件夹，翻到最后一页。那是一份手写收藏证明，纸张已经泛黄，落款日期是“1798年”。这份证明表明《加纳的婚礼》曾被拿破仑军队从修道院掠夺，途中被一分为二，后来在巴黎得到修复。这也间接地证明这幅画的来历存在造假，但他似乎并不为此感到难堪。只是给我讲解，不做评论。
几页文档看下来，我们发现，拿破仑战败后的条约规定归还所掠夺的艺术品中不包括《加纳的婚礼》。对此，他仍是镇定自若，只是说：“啊，现在你知道了，另一幅餐宴图被送到了威尼斯。所以现在我们是合法拥有。”他斜着眼看我，确定我理解所有权在法国的含义。他又小声补充道：“夏尔·乐·布伦。我们是大赢家。”
接下来更多页的文档记载着艺术历史的研究、保护、清理和装裱。我们看到一幅1875年的卡雷沙龙画廊地图，找到了《加纳的婚礼》的位置。另一幅1885年的地图也指示这幅画在同一面墙上。
“可以确定，女士，1880年雷诺阿创作这幅画时，它还在那个地方。”
我不停地向他表示感谢，对于我们的发现心满意足。我正打算告辞时，他的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前臂。
“让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发现吧。”
他眼睛里闪烁着无所不知的光芒，他诚意请我们坐下，继续回顾历史。我们发现，1992年这幅画被从排气口漏出的污水打湿。为了防止继续被损坏，馆长把这幅1.5吨重的画挂到了墙上更高的位置。然而，其中一个支架坏掉了，画的一边掉到了地上。金属框架在画布上戳了五个洞，其中四个洞有一英尺长。鉴于他对我那么友好，我不想问这事是否发生在他任职期间。善意理应有来有往。
最后，我们翻到了文件夹的第一页。我惊愕万分，简直难以置信。在这一页，我看到：2004年9月15日，美国小说家苏珊·弗里兰细细观察《加纳的婚礼》后，认为雷诺阿在《船上的午宴》中采用了某个角度，并写进她的同名小说《船上的午宴》。
我也许说不好法语，但我被记载到卢浮宫了啊！于我，这就是真正的奇迹。
“你早知道第一页一直在那儿。是你放上去的，对不对？”
他微微一笑表示承认，并慷慨地邀请我们随意查看其他画作的档案，尽情参观博物馆。不一会儿工夫，他就走开了。
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他说《船上的午宴》最终在卢森堡博物馆展出时，他买了一幅巨大的复制品，并挂在家中。美国人就会那样做，我也会那样做——这说明对艺术的热爱足以打破偏见，建立友好关系。
当然，法国人中也不乏自大和文化势利者，但我们也不难找出他们的优秀品质。智者亚伯拉罕·林肯有句名言：“如果你在人的身上寻找假恶丑，你就一定能找到。”反之亦然，如果你在人的身上寻找真善美，你也一定能找到。
苏珊·弗里兰是一位与艺术相关的历史小说家，著有六部小说，其中四部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穿着风信子蓝色衣服的女孩》（1999年），描述的是维米尔的绘画作品；《阿特米谢·真蒂莱斯基的激情》（2002年），是关于意大利巴洛克式画家阿特米谢·真蒂莱斯基的；《船上的午宴》（2007年），是关于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故事；《克拉拉与蒂芙尼先生》（2011年），讲述的是克拉拉·德里斯科尔与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合作制作玻璃品的故事；《莉塞特的清单》（2014年），是关于毕沙罗、塞尚和夏加尔的故事。她还著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生活学》（2004年），从一位友人的视角讲述印象派画家们的故事。
联系方式：
susanvreeland.com
有关巴黎的书：
《船上的午宴》
《生活学》
《莉塞特的清单》
最喜欢的有关巴黎的书：
塔蒂亚娜·德·罗奈的《我爱过的房子》，记录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豪斯曼男爵的大重建计划下，旧巴黎的改建过程。主人公是一位妇女，她坚决反对改变巴黎本质的大重建。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老街道、商贩以及必须搬出自己房子的工薪阶层。这本书真实可感地反映了旧巴黎的生活面貌。
最喜欢的有关巴黎的歌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红遍巴黎的非裔美国歌手兼舞者约瑟芬·贝克的《我有双爱》。《莉塞特的清单》和伊迪丝·比阿夫的《玫瑰人生》（1945年）中都提到了这首很有法国味道的歌曲。
巴黎以外最喜欢的旅行地：
法国南部，伦敦或爱尔兰。
在巴黎，你必须：
除了在塞纳河上坐游轮尽情领略巴黎的美，游客必须去橘园美术馆。该馆展出克劳德·莫奈的《睡莲》系列油画作品。展馆有两间蛋形展厅，展出一百多延米的睡莲水景画。垂柳、树和云在水中的倒影构成了正如莫奈所说的“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幻象”。在画了“睡莲”这个主题近三十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1918年11月11日）后的第二天，莫奈将其捐献给法国，以庆祝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