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见面了。齐默尔曼太太，你进来吧。”我使劲握了握她冰冷的手。她穿了一件咖啡色的半身裙和一件软塌塌的高翻领衬衫，看起来比她纤弱的身体大了好几个号。前天初遇时那种咄咄逼人的眼神不见了，眼下很难看出她是如何让杜兰德医生和苏拉格太太败下阵来的。也许，我能摆脱她。
“请坐吧，太太，放轻松。”我朝着绿色的长沙发指了指，然后我坐进皮质扶手椅里，这张椅子棕色的坐垫因为用得久了，被磨得发亮，还有几处地方几乎变成了黑色。
“谢谢，但是你可千万别叫我齐默尔曼太太。如果你能叫我阿加特，我将不胜感激。”
我不习惯对已婚的病人直呼其名，但是这样能让她开心的话，也未尝不可。
“好，那就听你的。”
她笑了一下，环顾四周，屋里除了我坐的扶手椅和她坐的长沙发外，就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两个书架。两个高耸的书架装满了书，都是我曾经怀着极大的热情收藏并认真看过的。她观察了一通办公室的布置，才小心翼翼地坐定，转过身，安稳地躺下。
“好，首先，我还是想重申我的建议，你最好还是去找别的医生，”我开始说话了，“因为你是知道的，我还有不到5个月就退休了。而且，坦白讲，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不太可能把你治好。你最好还是去找一位能自始至终跟完整个疗程的医生，或许去巴黎找位医生？”
阿加特突然坐直，声嘶力竭地大喊：“不要！我不住院，不吃药，我就只想要一个跟我说话的人。我决定了，那个人就是你。”她微微扬起下巴，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除非我拽着她的头发将她拖出去，否则休想把她赶走。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那就这样吧。”
“这就是我想要的！”
“很好。如果到时候需要，等我退休后可以给你推荐我的一位同事。”她耸耸肩，重新躺下，仿佛我说的这件事无关紧要。
“这样的话，”我继续说，“我建议咱们每周做两次咨询，周二下午3点一次，周五下午4点一次，每次1个小时。收费是每小时30法郎。如果你有事不能来，可以取消预约，但每小时的治疗我都会计费，直到你不再来为止。”
她点点头。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香水味，带着一丝辛辣气味，时不时地拂过我的鼻子。这气味令我想起了什么？
“好。咨询期间，你有任何感觉都可以跟我说。对内心感受闭口不谈或者撒谎都会拖延治疗，而且我们聊的一切我都会保守秘密。”
和往常一样，我用一句话结束了这段独白，算是邀请她开始对话：“现在，跟我说说你的烦恼吧。”
阿加特犹豫片刻，轻轻揉了揉眼睛。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欲望。”她的口音独特——或许这就是她努力将每个音节都发得像水晶一样清楚的原因，“我不奢望能好起来，但我希望自己起码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过下去。”
显然，我面前这个病人的情况堪称罕见，因为她对奇迹没有指望。而我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想要快乐无忧地生活，可我给不了他们。
“是什么让你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过下去呢？”我问。
阿加特开始向我描述她的症状。她头疼，有湿疹，常常哭泣，有时会突然暴跳如雷，变得非常暴力。她要么睡得比常人多，要么就根本睡不着，已经无法为市里的一个会计师做记账员了。几周前，她告了病假，在那之后，她几乎整天以泪洗面，要么朝她的丈夫朱利安大喊大叫，要么就像胎儿一样蜷缩在床上。我心烦意乱地听着她的诉说，心中想的却是她的香水究竟是什么味道。
“有时候，”她恍惚地说，“我幻想着把自己抓得鲜血淋漓，毁了容，这样就没人能认出我了。”
她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些极端暴力的话，鲜明的反差令人咋舌。
“真的吗？”
“我有想抹去我的脸的冲动，因为我配不上它。”
“你想换一张脸吗？”我问。但是她摇摇头。
“不，我就是想被暴打一通。”
我在笔记本上短短记了几笔，又叹了口气。和我想的一样，她的病十分严重，想在剩下的几个月里让她好转是不可能的。我心中暗骂我那位任性的秘书。都是因为她，我现在才要对付一个如此偏执且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她显然有个执念，认为我能将人救出苦海。
“我理解，”我说，“我会尽可能地帮助你，太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周五下午4点再见。”
“医生，谢谢你。”告别之际，阿加特真诚地说，我们又握了握手，“您的治疗对我意义重大。”
圣斯特凡
蒙彼利埃，1935年8月20日
回复：阿加特·齐默尔曼
今天上午8:12，患者企图用刮胡刀的刀片自杀，被劝阻，未遂。
尚不知道她是如何拿到刀片的。护士利内太太发现她尝试用刀片割开右腕，后来用丝线给她缝了8针，10到14天后可拆线。
目前已限制其活动，待其平静后可取消限制。
6月21日收治入院后，首先使用乙醚稳定病人情绪，其后使用了电休克疗法，患者的哭泣次数减少。但是，与其交流时，大多数情况下患者均呈现出冷漠无反应或表达含糊的状态。患者无明显精神病症状，但经观察，其具有躁郁症的表现。
治疗计划 夜间当患者做出攻击行为时，继续采用电休克疗法。不允许她出院或见访客。除有医护人员监督的用餐时间，应始终限制她的活动。如患者始终厌食，拒绝进餐，可以强制喂食。
咨询医师杜兰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