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戚继光全力训练边兵的时候,蓟镇的言官又对他群起而攻之。主要原因是戚继光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为了提高训练效率,行事难免专断,侵占了当地巡按御史的权益。
从隆庆三年开始,他们便不断上疏弹劾谭纶与戚继光。隆庆四年初,巡按直隶御史刘翱、巡视山海关御史孙代言等言官,纷纷奏报朝廷,说蓟镇练兵诸事全由总督和总理专责,不让御史阅视,内中必有隐情不令人所知,提出由蓟镇各路御史节制练兵事宜的要求。
谭纶上疏朝廷做出辩解,“蓟镇练兵逾十年,却一直没有效果,都是没有专人专任,而牵制太多所致。”并请求朝廷给予他和戚继光以专断之权,不要让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事,等到三年训练有成,再派遣官员阅兵视察。在张居正的全力支持下,隆庆帝将练兵事宜委任谭纶、戚继光专断,并晓谕巡抚刘应节及其以下的文官不得阻挠,这才保证了蓟镇练兵的顺利进行。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戚继光就又一次陷入了首辅之争的政治漩涡。
隆庆三年(1569年)底,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复起,以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时任首辅李春芳为人宽厚,却施政能力平平,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能不足,内阁诸事多仰仗高拱、张居正。高拱一向以才略自许,盛气凌人,自然不甘居于李春芳之下,于是又一场首辅之争又开始了。
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志同道合,关系颇为密切,高拱的复起也正是张居正谋划。当时内阁以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等保守势力为主,张居正为推行新政,便和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隆庆帝,重新启用了高拱。
但没想到的是,高拱重回朝堂后,行事过于专横跋扈,不仅横压李春芳等内阁大学士,对张居正也越来越轻慢,渐渐引起了张居正的不满,二人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高拱急于要取代李春芳做内阁首辅,希望得到张居正的支持。但张居正认为高拱已经权如首辅,而李春芳老实厚道,也快退休了,没必要苦苦相逼。高、张因此事发生争执,二人心中误解日益加深。
恰于此时,蓟镇练兵需要更多的人手和精干可靠的基层将领。尝到南兵北调甜头的戚继光,上奏朝廷再调三千戚家军北上,同时借此机会将自己几名心腹爱将调到蓟镇,很快得到了内阁和兵部的批准。
但事出意外,就在这一批戚家军北上途中,领兵的三名将领王如龙,朱钰,金科遇到了麻烦,有言官弹劾他们行贿受贿,克扣军饷。
这三个人都是戚继光麾下名将,在抗倭战场上立下无数战功,尤其朱钰还长期担任过戚继光的亲兵队长。得知几人被弹劾之后,戚继光心急如焚,他借到兵部办事的机会赶到京城,了解事实真相。
兵部侍郎谷中虚告诉他,据兵部调查这三人确实克扣过军饷,但数额并不大,行贿受贿却查无实据。戚继光听了非常愤怒,想不到自己离开福建才几年时间,这几人就腐化堕落到如此地步,但他们都是自己的亲密战友,曾经和自己在战场上同生共死,无论如何要帮他们。于是他向谷中虚提议,为了稳定军心不生变乱,先将三名将领免职,等带队到了蓟镇之后再以普通士卒的身份戴罪立功。
戚继光的想法很简单,这三人虽然有罪,但过错不大,免去他们的职务也算对朝廷有了交代。在蓟镇有自己的管束,以他们的能力,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积累功劳官复原职。
谷中虚也认可戚继光的想法,但他不敢直接拍板,建议戚继光找高层领导想想办法。戚继光无奈只好去找张居正,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有罪当认,有错当罚,不必遮掩,让他们到蓟镇戴罪立功就好。
张居正并没有太当回事,像这种克扣军饷的案子,他一年不知道要处理多少。他有点担心的是三人到蓟镇后,会不会对戚继光造成不好的影响,进而破坏蓟镇当下的大好形势。
于是在张居正授意下,兵部侍郎谷中虚、福建巡抚何宽将此事压下,没有处理三人,但也没有让他们去蓟镇任职,而是调往浙江另有任用。
戚继光得知后,心底并不赞成如此处理,但张居正毕竟帮了自己很大的忙,他要是再多说什么,难免让人觉得自己得寸进尺,不知好歹。
但很快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就弹劾戚继光,说他收受三人贿赂,替他们向兵部侍郎谷中虚行贿,故而被从轻判罚,得到继续任用。
这件事来的太快,张居正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掉入了别人的陷阱,设圈套的人无疑就是高拱。对方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弹劾王如龙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牵出戚继光,继而拉自己下水。张居正一时不察,没想到落入了高拱的圈套,关键是这三人确实私德有亏,如今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并借此诬陷戚继光行贿受贿,不但自己的英名受损,恐怕还要连累谷中虚以及何宽。
戚继光被弹劾后悲愤不已,向朝廷上《陈情书》,首先表明自己的清白,并为三将申辩,希望朝廷念在他们有功于社稷,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言辞恳切,充满悲凉。
但高拱并没有放手,他一心想要借助此案打击戚继光,逼迫张居正向自己靠拢。
此时张居正还无法与高拱抗衡,权衡利弊后,为避免蓟镇练兵半途而废,他亲自找到高拱,将一切的罪责揽到自己身上,只求能够让戚继光脱罪,并无奈的答应助高拱登上首辅之位,这才让高拱放手。
此案史称“边防三将案”,最后以兵部侍郎谷中虚与王如龙等三将被罢免,福建巡抚何宽回籍听候发落收场。而戚继光因张居正力保,只是被严厉批评,他满腔悲愤,无处宣泄,只能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蓟镇训练和作战上。
此案后,高拱在内阁更加不可一世,大学士陈以勤不得已称病归隐,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被迫致仕,首辅李春芳独力难支,也只能于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终于如愿以偿接掌内阁,从此越发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专擅国柄。这造成了他与大多数朝臣仇隙不合,和张居正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成为他以后被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