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就已经是1998年了。
那年的寒假特别早，因为学前班不用参加期末考。
腊月里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跟着我爸上街买年货。
1998年春节前我和我爸去赶集，我还记得。
那天我爸穿着一个深蓝色的带着毛领的三紧冬衣，扣着一个大护耳棉帽子，我戴着一儿童军帽系着口罩，坐在自行车的大量杆儿上。
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仿佛看到一个刚满三十周岁的男人，用自行车带着他的大儿子，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学童，在华北偏北的土地上，翻山越岭，呼哧呼哧的登着车子，一呼吸，就是一股白烟，这股白烟里是他最后的青春。
车到大梁上，就能看见一座通火车的大桥，上午的时候总有火车咣咣铛铛的通过，很是壮观，我喜欢这个时候，因为它代表了远方。
到了镇上，那一整条街都在春节前的每一个集市被春联和衣服的地摊儿装点的红红绿绿，并被人山人海所填充。
这镇子建在一个河流冲击的平坦盆地中，原是华北偏北的一个县城，实际上在民国算是个“厅”也就是个地级市，在我爷年轻的时候据说还有城郭，衙门和监狱，现在啥都没了。上次在家，我开车由西进入，发现在这地方建城郭，确实是个好法子，进出一条路，易守难攻。
年前的集市上总会弥漫着鱼腥和鞭炮的硝烟味儿，但那时候并不觉得难闻，一个7岁的小孩更喜欢陌生的味道，这味道让人觉得这世间充满希望。
1998年为了过年，我爸花了三百块钱买了一板儿冻鲅鱼和一板冻带鱼以及各种鞭炮和年画。
这花了的三百块钱成了我爸近十年过年常提起的事儿。因为现在，这点钱不够发个红包。
90年代乡村集市上的年画都是塑料的，但花花绿绿很好看，那年我爸买了一张老虎下山的年画，贴在我们住的那个屋子的门对面，一整年，只要一进门就能看到那个非常霸气的老虎下山。
华北偏北的人过冬与许多地方都不一样。立冬之后黑夜越来越长，白天越来越短，一日三餐就变成一日两餐，晚上饿了再在炉子上在做点什么吃。
1997年秋天我妈收了几袋子荞麦，在加工厂把它们加成了面。晚上饿了的时候，我妈就用酸菜打汤底儿，然后用荞麦面来拉面糊子，黑黢黢的。荞面的味道，黏糊糊，苦溜溜。
据我奶奶说，没有白面的年代，过年就用这玩意包野菜做饺子。上半年在家，我爷特想吃荞麦面做的排骨蒸饺，我爸买了一袋儿，味道怎么都没有当年种的那么好吃，甚至都不怎么黏。
年三十儿那天也吃两顿饭，唯独不同的是吃的更加丰盛。
我家过年傍晚那顿从我记事起二十几年没变过的——炖一大锅肉，蒸一大锅糖包。
那一锅炖肉肉类繁杂——肘子、鸡肉、排骨一锅烩，花椒大料烟油酱醋使的极为生猛，炖肉的时候再就势儿蒸一盘子猪头肉和猪蹄子。
小时候我特羡慕那些电视机上红红绿绿的一盘盘摆着的过年菜，看着那么精致，那么体面。没办法生而为人总是有差距的。
我妈蒸馒头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好小的馒头崽儿，是为了给各路仙佛上供，因为各路仙佛也要吃饭而且还药使一双新筷子。
华北偏北的人家，都会供奉佛爷和保家仙。
佛爷呢大多是没开过光从集市上买来的或是石膏或是瓷像。保家仙就简单了，常仙、狐仙、黄仙用一张黄纸叠一个带三角形的长条，找村里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协商“供奉X仙之位”就欧了。
保家仙和佛爷对我们除了保佑之外，还有一项特殊的用途。现在你问某某人你什么背景，无非是我的区长父亲，我的爸爸李刚之类的，但你要问一个华北偏北的孩子你上头是谁，他的回答绝对能吓死你。
为了避去邪祟，我们从小就要认仙家或佛爷做干爹干妈，我的干娘是一个胡仙家，现在还在我家神龛供者。所以什么区长父亲，局长干爹，比得过老子的背景吗？
可惜，精怪不过山海关。
年三十儿傍晚吃饭之前要烧香和黄纸。乡村能够买到的香大多是草香，就是用草沫子和木头沫子碾的碎碎的，然后拌上香料像压面条那样用模子压出来。
我家一个姑姑就是干这个的，在1997年之后的某几年我还在集市上替她叫卖过。
香虽然不好闻但还是要点。所以每年年三十的傍晚时分，蒸锅里的蒸汽，神香的烟，黄纸的纸味儿，在屋子里混杂弥漫，并不觉得难闻，反倒增添了原本朴素日子的隆重。
有一年我没在家过年，没有闻到这些味儿，突然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少的那么多。
这么多年唯独那一年的春晚我毫无记忆，因为我家的天线那天不灵，收到的信号大多是雪花。这是在闭路电视来临之前最为糟糕的事情了。
关键是还停了电。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每年过年三十儿晚上都要停电，难道本朝电力真的不够吗？难道农村就得被牺牲一下年三十儿的电光吗以求得城市体面吗？
所以对于天后和那英那个《相约98》的歌儿，当天我根本没瞧见，许久之后我才在歌曲展播节目里看到。个人感觉，她俩唱的不怎么样，只是俩时髦女郎又唱又跳很带劲，大电球冒电很好玩。
我家的年夜饭几十年都一个样子，每年都是韭菜馅的三鲜饺子。因为有个讲究，就是年夜饭要吃素，以敬神佛，以积德性。不同的是，饺子里面要放几个硬币。90年代我们放的是分币，后来放的就升级到了1毛钱和1块钱。
这年夜饺子不是人独享的，满屋的神佛也分一份儿，家犬也要吃。很神奇的是有两年我们吃年夜饭一枚都没吃出来，倒是狗在吃年夜饺子的时候吃出了好多硬币。
有时候论运气人不如狗。
年夜饭吃完，鞭炮和花也放完。我一个人打着手电去给我爷我奶拜年。去之前，我爸千叮咛万嘱咐要磕头，要问好。然而1998年的时候我还是个内向的孩子，内向到有点熊。
到了之后，扑面而来的是草香的味儿，我奶好敬神佛。进了屋儿我奶俩还在吃饭。碍于内向儿童的羞赧，我啥也没敢说，对，就是没敢。我奶叫我吃饺子，二话没说拿起碗碟就开吃。
等我爸来，我已经在桌子上端坐大吃。我爸问“你给你奶磕头了吗，问好了吗。”不知道为啥那一刻我感觉有点受逼迫，差点哭了出来。我奶看我这样，又知道我素日的内向，连忙打了掩护，说磕了。
然后我叔叔进屋，我爸哥俩磕头拜年。
我当时怎么就没给我奶没磕头呢，现在再去磕头的时候，已是坟头内外了（不好意思又想奶奶了）。
正月是农民最开心的季节，人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推牌九、打麻将各种耍钱，还可以看“办会”，就是村民集资请来的土戏班子，华北偏北管这个叫“落子”。
戏班子白天锣鼓喧天的近每户的院子扭秧歌，晚上如果没扭完就拿秸秆儿编的花灯接着扭，我们小孩就跟着跑，一家一家的串门儿。
当没有那么多人户要进院扭秧歌的时候，他们就找地儿俩人唱对口儿。挺好玩，各种伦理梗，各种嬉笑怒骂，各种通俗演义，信口捻来。
没那么高雅，但那么高雅，又何必呢？
转眼正月过去，新的学期又开始了。关于这个学期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仿佛发生的事情很少，但有那么一两件事我记得很深。
我奶家房后有一片地，属于自家的自留地，可以盖房子什么的，四周毫无墙栅。春耕过后，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去找我奶。我有个习惯，放学没啥事儿就会跟我妈说“我上我奶家了”，我妈就说“做完作业你就去吧。”这是我俩放学后的固定对白了。
我到屋的时候，没有人，到后园子一看，全家在夯土筑墙，要把后园子围起来。
在乡村盖房建墙什么的是一件很麻烦很麻烦的事儿，虽然乡村广大，但每一块可都是有主的土地，你要建什么还是要通通气。但我奶豪横惯了，墙又建在自留地界限以内，所以相关人等都没问。
于是惹到人了。我奶的另一个塑料妯娌花的儿子不干了。他家的地本与这后园子连着，硬说是我奶占了他们地方，让他走不了车了。
于是，他媳妇过来又吵又嚷，折腾几回，没人理她。再后来他们倾巢出动，打了起来。具体怎么打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刚下完雨，我在大门口跳水坑，突然就传来了骂声。
再后来那个婶儿动手了，我爷前文也说过就那么一个软老头，打架挑的就是他这样的。尽管敌军被我奶娘仨成功击退，但老头受伤住院了。
几日后，我奶的柴火垛在深夜离奇着火，若不是晚上狗咬，老太太全家恐怕要遭殃。
那个婶儿在后面又打了一次架，成功过住进了医院。前不久村里修路，她把一村干部耳朵打出了血，还理亏。若不是我爸从中斡旋，恐怕要进局子。
前些日子去园子边上遛弯，20多年风雨之后，那个墙还在，只是缺口有点多。只是有许多人都不在了。
由于我和那个婶儿家的孩子在一个班上学，她上一年级。某天下课，有个同村的谁来着我忘了，说我们两家打架如何如何。小孩子也有好事儿的，那一刻我很尴尬，仿佛按他说的我俩也得在班里打一架以表示仇恨的接续，然而一个7岁的孩子是根本不知道存活于大人矛盾下的，更不知道到底什么TMD是仇恨。
好在华北偏北不是一个能存住恩怨的地方，没过几年恩怨消散，大家还是大家。
华北偏北的人在那些布满石头沙子难以行人的地方，栽了许多坡子的杏树。清明一过，满山遍野的杏花带雨开放。
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去什么地方看花海，现在的自媒体动不动就把某某奇幻花海拍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吹的仿佛天堂一般。
对于这些，乡村人大类是不屑的。
然而乡村人是“土”的，碰到这样的场景也很难发出某种文艺的感慨，顶天了也就是句是“卧槽，今年的杏花开的真好。“
杏花开后，几场小雨小杏儿就长大了，那时候果实会带着一点点的毛儿，虽然酸涩，但清脆爽口。
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就把这个当成一点儿小零食，反正一摘一大把，又不花钱。有一年我在街上看到贩卖小青杏的车子，价格贵得离谱，只能远远的咽口水。
1998年杏花开后，我弟弟就快满两周岁了，我妹妹也是。
这时候俩孩子还不重，我奶奶经常用一边胳膊抱着一个，一次性抱着俩出来遛弯。那时候很多人都说，这小老婆儿真有尿儿。
可是这样方法还是笨拙，孩子越来越重，她就抱不动了。于是我爷用铁道边上绿化用的洋槐，一种可以编筐的灌木，编了两个挑筐，我奶就用挑筐挑着这一双孙辈，整日闲逛在街头巷尾
有一天傍晚放学，天儿特好，我去后面寻她，半路上就看到她挑着孩子向葱地走去。我在后面喊“奶———“。
跟她喊我“XX回家吃饭“，那样的长声。
她放下孩子回头看我，说“放学了呀。“
我四步大咧地跑过去，奔着杏花开满的山坡的方向……
1998年的夏天特别热，一如今年的夏天，闷的要死。那一年南方发了大水，整个新闻都是抗洪救灾的场面，到处都在传唱《为了谁》。
因为天热小朋友穿的都好少，有一天中午，我去上学，有几个小女孩坐在桌子上，我们几个小子也坐桌子上，突然间她一动，我好像看见了她的，那里……那一刻我的心跳突然加速，脑子里满是各种紧张，有一种特别难受的感觉，现在我知道那是罪恶感，虽然，这罪恶不是故意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孩子和我们不一样，是那么的不一样。
其实到这儿，我突然发现忘了俩人，他们与我的生命的交集太过短暂，因为他们已经死去整整二十年了。
但1998年的时候他俩还在。
这哥俩中弟弟与我同岁，哥哥比弟弟大一岁。
他们爹是个不务正业的闲散无赖，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然而这样的人也能娶上媳妇——骗来的，这也算个本事。他们妈有点二，当然聪明的人怎么会被无赖骗走呢。
他们家住在我家后院。那个院子有两户人家，一户堂亲就是我妈送过饭的那个老头的二儿子，住正房。他们家，住厢房。
俩孩子跟随没流儿的父母到处打工，关于他们在学前记忆，我只有两条。
一次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和他俩打架，把我惹急了，我在当街大人的怂恿之下，用一块石头把他家玻璃给cei了。
二一个是有一回一卖西瓜的来，我当街把一个用勺子掏干净了的西瓜皮扣在了老大的脑袋上，当着他爹的面。
这是在学前仅存的一点点关于他俩的记忆了。
他们家黑黢黢的，啥家具都没有，唯一的家当是两只大皮箱，一个绿色油漆的破柜子，一铺炕和一口大锅。
投胎这种东西，真的是，牛的贼牛，狗的真狗。
他们比我还没技术。
那年夏天，临市地震，我爸每每天中午和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把啤酒瓶倒立在锅台和地上。
然而洋瓶始终没倒。
那年夏天，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从遥远的欧罗巴传，漂洋过海到华北偏北的小山村里，一群外语为0的小朋友整天的“狗狗狗，哦来哦来哦来……”；
那年夏天，《新闻联播》上出镜记者报道了澳门回归的倒计时“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那个深情的旋律在电视上地上反复的出现，我和小朋友坐在教室月台上反复的唱，尽管我们不知道啥意思。
那年夏天，《济公游记》在电视台中午定时播出，整个暑假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在模仿游本昌演的济公，天天喊“嗡嘛呢叭咪吽”，甚至不惜挨揍去把我奶的蒲扇搞成破扇子以求逼真，然而念了一个夏天的六字真言，最终还是没有获得觉悟和神通。
那年暑假的尾巴，一场大雨自西而起。我和小伙伴站在西头儿岗子上看远处如花火般绚烂的电闪雷鸣，欢呼跳跃仿佛准备与狂风骤雨做一番斗争，并在斗争中成为一只无畏的海燕，雨随风至之后，我们被家长唤回，在落寞中四散。
雨后我爸拉着我的手从西大门出来，突然间阳光刺眼，普照的一片金黄，如同佛陀降世。我家门前泥地的水洼，蚂螂（蜻蜓）聚集，在黄色的泥汤中点来点去。它们带着金绿光泽的身体被异常壮观的夕照渲染的仿若娉婷的仙子。
我把塑料做的竹蜻蜓用力捻起，一下下的非又一下下的落。
1998年的夏天，那个外面一切都在激烈变化着的夏天，对于我来说却是一首缠绵的民谣，缓慢，温柔，无知，懵懂。似乎有着某种绵延不绝的希望和难以割舍的眷恋，之后我所经历的的任何一个夏天都无法与此相比，就像是某些热烈的歌曲虽然炽热，却无法触及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