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闭关锁国状态被打乱前，在许多世纪里，中国一直是她自由营造的世界中的中心人物，是这个体系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一颗永恒的行星，是一个强大的、高度文明化的帝国。环绕她周围的是一群满怀钦佩的卫星国。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互交往仅仅开始于30多年前。而中国签署承认美洲和欧洲民族国家存在的第一批条约也只是在大约50年前。
那些条约只起到了基础性介绍的作用，缺少增强双方友好关系的切实条款。只要对外国人和外国商贸开放的口岸仅仅局限在中国沿海的三四个口岸，只要外国人在中国领土的自由游历仍被严格禁止，只要外国的外交代表依然不能常驻北京，只要我们的外交使团还滞留在军舰上在中国的南北海岸游弋，只要上述现象都还存在，我们西方人就无法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人，他们中国也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我们。
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1842年8月29日到《天津条约》签订为止，外国人在华的处境大致如前所述。直到1861年，外国外交代表才得到常驻北京的权利，外国各个阶层的人民才能在帝国内部自由游历外交代表常驻北京和外国人自由游历是《天津条约》给予列强的特权。之前，外国人在华活动被限制在租界和通商口岸内；外交人员只能与地方官员联系，要求与事件由地方官员代为传达--译者。。
在人类的历史上，两个伟大又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们还是第一次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互相注视着对方。先进的、富有进取精神的西方人迅速快捷、满怀渴望而警惕地遭遇了作为保守、雍容华贵、心绪平和象征的中国人，积鸦片战争后期，中国官员为签订和约来到香港
极进取遭遇了温和保守。处于蒸汽、钢铁和电力时代的西方世界对以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东方世界步步进逼。读者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孔圣人愿意会见一位富有进取精神的现代商人。我们将这位商人送到孔子的时代，他们相互熟悉后，再相互得出关于对方的印象与看法。事实上，一开始孔子就不可能同意别人安排这样的会面。读者就会明白我们正在讨论的情形。
中西方之间绝对不存在相互交往的共同支点，也没有双方认同的利益的共同背景。我们的确希望拓展与中国的贸易。中国方面在显示愿意与西方发展贸易的尺度。中国将与我们的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广州是唯一被允许开展中西贸易的中国口岸。中国人从防守严密、牢不可破的要塞城垛上将成捆的丝绸和满箱的茶叶用绳子传递给我们，我们再将墨西哥银圆墨西哥银圆最初由西班牙殖民者利用在美洲掠夺的白银制造，在西班牙殖民帝国内通行。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墨西哥银圆开始成为最初的世界货币。中国直到民国初年依然在流通使用墨西哥银圆。本书之后还将在多处提到墨西哥银圆--译者。和英国鸦片用同一根绳子递上去。如此的商业联系是极端脆弱的。西方普遍认为这样的商业联系是消极限制的，缺乏积极的鼓励性的规则。
我认为，中国并不是拒绝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建立政治与经贸关系，而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扩大加强这样的关系，希望将之置于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清政府禁止人民前往海外地区。如果有人胆敢违令，回来后肯定会被地方官员送上断头台。许多年来这一禁令虽然没有得到强化，也一直没有被废除作者此处提到的是清朝初期开始为了镇压沿海反清势力执行的“禁海令”。在康熙中期国家大一统的情况下，禁海令曾经短期废除。乾隆时期重新得到强化。进入近代后，禁海令才得以逐渐松弛、终止--译者。。政府禁止制造超过六英尺的船只。这就使得在中国的商业航行既无利可图，又要承担相当的风险。中国的港口拒绝外国船只进入，也禁止国内的船队出海远航，因此我们就很容易揣摩这个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欢迎外国来宾，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回访我们。唯一的例外是限制数量的暹罗商船可以在曼谷和几个特定的中国港口之间进行贸易。船队需要按时注册登记暹罗即今泰国。事实上，中国的禁令只是针对朝贡体系之外的国家。俄罗斯可以在恰克图和北京俄罗斯馆中与中国贸易，日本与中国之间也存在相当的贸易情况--译者。。暹罗的商船夏天乘着夏季风或东南季风来到中国，在冬天的时候利用西北季风回国，每年完成一次贸易旅程。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导致中国执行绝对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也不在于探讨这种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特性和地理位置的一无所知却是不言自明的。
据说现在的德意志帝国以前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中国要商讨签订条约，遭到了中国的拒绝。在英国公使的好意斡旋下，中国人才改变了主意。中国政府天真地宣布，他们从英国外交代表那得知德国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德国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因此他们同意与德国使团商讨条约问题。1870年北京的一位重要官员怀着特殊使命出使欧洲。出发前，他下令在行李中准备一百五十磅的食盐，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已经离不开食盐了，他害怕出使了以后获取食盐困难，吃不上盐。传说在1884年，中华帝国的一名内阁成员曾经询问同事，外国人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任何形式的婚约，外国人是不是两性自由结合，毫无章法。
伴随着这些毫无根据的无知，中国人对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华帝国文化影响之外的陌生人的社会、习俗和长相面貌，产生了相当荒谬可笑的观念和看法。对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如今可以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书店中找到描写化外野蛮化的书籍。这些书里有很多经过特定处理的、用水彩描绘的外国人形象。有些外国人长耳触地，有些人则脚短无比。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描绘让学者们确定中国人一定对大猩猩有着全面而准确的了解，而其中一个民族的人们在胸前长着像瘤子一样的脸，还有一个民族的人们用自己的左手提着脑袋自由来往。毫无疑问，中国人对那些所知甚少、想象过多的外国是如此的不熟悉。
在闭关锁国状态被打乱前，在许多世纪里，中国一直是她自由营造的世界中的中心人物，是这个体系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一颗永恒的行星，是一个强大的、高度文明化的帝国。环绕她周围的是一群满怀钦佩的卫星国。东北的朝鲜、北方的蒙古各盟旗、西边的喀什葛尔和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城市--译者。、南部的缅甸和暹罗、沿着南部边界分布的安南和交趾，他们构成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一个系统、一个世界这里列举的卫星国中，除了朝鲜、缅甸、暹罗、安南外，其他的都是清朝领土--译者。。他们都用最精巧、美妙、细小的赞扬和模仿来向中国阿谀奉承。他们照搬中国的文明形式，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照搬了中国的政府形式；借用了中国的宗教；其中几个国家还采用了中国文字，吸收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内容；所有卫星国服从并求助于中国，将后者视为东方世界的最高权威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中国是他们国内和国际纠纷的仲裁者。有时候，中国还出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反叛与暴动。中国将自己视作，也被人视作这一切的保护人和监督者。
我们继续使用行星系这个概念。在这个星系中，日本是一颗游移而危险的彗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像日本那样从中国获得了巨大而实际的利益。她的艺术、她的书面语言、她的文学、她国内的其中一种宗教都是从自己伟大的大陆邻居那借鉴来的。从日本对自己两种主要的产品产业和蚕丝的特定称谓上就能够表明它们是从中国引进的。但她一直是个招惹麻烦的邻居，是对中国稳固而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那些认为中日两国之间新近冲突是历史例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只是中日两国过去1000年来冲突的现代重现。
除了日本之外，上述国家和中国建立起了明确的、相互理解的友好关系。新年来临的时候，小国都要向中国派出年度使团来到北京，向皇帝进献贡品表达新年祝福。中国的皇帝会亲自接见他们，并在他们归国的时候赏赐小国君主大量、远远高于贡品价值的回赠礼物，因为他的权力要比小国君主强大得多，也拥有更多的财富。暹罗要向中国进贡白象，只有少数年份，暹罗国王没有这样做。一些白象至今还在北京的“象苑”里活着。只有1894到1895年的冬季里，朝鲜国王没有向中国首都派出年度的使团，这如果不是几个世纪以来，也是几十年以来的一个例外。两国之间的许多商贸是通过这些使团的形式完成的。规模庞大的商队被允许随使团行动。作为一种特权，商队的商品买卖被免除所有形式的税收。在这些边缘王国中，君主的继位问题是非常现实的。当几个继承者之间出现纠纷的时候，中国皇帝的意见举足轻重。在上述的一些国家中，新即位的君主要派遣一支特殊的使团前往北京报告自己的即位情况，并请求中国皇帝的承认。尽管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在这些国家中它已经形成了惯例。这对朝鲜和安南的国王来说，尤其如此。
可以想见，追求精确、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很容易对这种松散的、东方特质的关系产生混乱和错误的理解。欧洲的语言中并没有表达中国所宣称的自己与上述国家的关系的词语，因为它与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是完全陌生的。西方一直将这种关系称为宗藩关系。这部分是由于我们找不到更加合适的词语，部分是因为我们对这种关系缺乏更准确的理解。不管东方的这种关系是什么，它不是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后者必须要向前者定期提供固定数量的物品和赋税，还必须按照前者的要求提供武装力量。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上述国家被强迫这样做。中国一再向她弱小的邻国提供军队帮助镇压国内的起义和反叛，却从来没有请求或接受过邻国对她的此类军事援助。除了过年的时候中国和藩属有过交换礼物的情况（实际上，中国赠与邻国的礼物价值远远要高于邻国向她进贡的礼物价值）之外，并没有国王们向中国皇帝进贡定额财物的情况。
对我们来说，这种关系模糊而不确定，但对东方人来说，它既简单又清楚。因为这恰恰符合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将它描述成兄长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中国政府就使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中朝之间的关系就像家庭中两兄弟的相对地位。在宗法制度下，长兄有着超越弟弟的天然权威和责任。这种观念不仅盛行于中国国内，也成为了整个政府的基础。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和周边相对弱小邻国之间的关系。这体现了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是与我们的思想完全生疏的，特别令我们反感。因为这种关系既可以随意强加又可能随时被取消。也许这种凭主观判断就能随意决定强弱与否、存在与否的关系的某些特点恰恰是东方思维最乐意看到的。
长久以来中国的这种霸主地位从没有遇到过挑战；弱小的、欠发达的邻国的不断赞美、恭维、奉承已经使整个民族形成了骄傲自大的思想。因此，中国就有理由鄙夷那些并不赞同她的思路和榜样、并非按照她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化外国家。善于思考的人们不会为此感到奇怪。中国居于一个由谦恭的崇拜者组成的小圈子之中，排斥任何异己的进入。人们不能忘记，中国还和印度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与欧洲的交往对这个东亚的伟大帝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人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作出充分正确的判断。
这就是中国对与欧洲国家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基本态度。她保持着那种平和镇定，但却荒谬的霸主角色。极其不幸的是，当我们将与西方交往的联系强加到她的头上的时候，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看来，这无疑是一件可怕可耻的事情。
本书并不是讨论一个国家是不是有权力以武力方式强迫另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和商贸交流的联系。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公认的国际法专家们去考虑。笔者也不想就鸦片战争的正义与否发表评论。本章不想去记录不同的观点，而是试图忠实而准确地描绘鸦片战争的真实情形。对于所有聪明的读者来说，事实的大致轮廓是非常清楚的，每一位读者都能够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这些事实在中国人心中所激起的情绪，中国人对此所持的观点，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看法，影响了他们对外关系的整个过程。这些情绪和观点及其深层次的影响并没有为人充分了解，也没有得到清醒的认识。
不将鸦片战争梳理清楚，就不能真正地描述现代的中国人。出于这样的考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鸦片战争。
不管是否存在其他的原因--这些其他原因还有许多，都是严肃认真的。它们导致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海陆征伐：1842年攻击广东以外的吴淞要塞，1860年占领北京北门并烧毁了圆明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鸦片。中国人将外国的其他不满都看做是借口。通过种种借口，外国人只想实现一个主要目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变为巨大的市场，向中国倾销在印度种植的毒品作者的表述，有美化鸦片战争的倾向。。
在中国人看来，事实是清楚明了的，不容辩驳。在1842年之前，英国将鸦片通过公开或走私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来，这违背了中国的法律。清朝的广东地方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就此问题产生过多次摩擦。在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经销特权被取消后，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1840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东，他奉中国皇帝的命令，要使用毫不含糊的、强制有力的手段彻底断绝鸦片贸易的威胁林则徐到达广州和虎门硝烟都发生在1839年。作者记忆错误--译者。。矛盾达到了顶点。
虎门销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