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到达广州不久，就在广州水面查获22艘外国船只运输鸦片，总价值高达900万美元。这一事件是对中国法律的公然亵渎，臭名昭著。接着，根据通行的公认法律，这些鸦片和运输鸦片的船只都要被没收。钦差大臣态度强硬，外国人不得不投降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交出了所有鸦片，并保证今后不再向中国港口运输鸦片。上缴的鸦片一共有20291箱，立即被投入在海边深挖的大坑里面，加上石灰和海水进行销毁。销毁后的鸦片残渣在落潮的时候被带入珠江。军官们在现场严密监视，防止有人乘乱偷走鸦片。有一个中国人想乘机带走一小块鸦片，结果被斩首示众。通过强硬的手段，所有的鸦片都被彻底销毁了。
00这些都是铁的事实。中国政府彻底杜绝鸦片贸易的决心可嘉，收缴销毁鸦片都是中国政府的权力。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仆人，在这一过程中忠实地执行了他接收到的指令。
中国人认为这一合法的值得称颂的行动激怒了英国，后者派遣了陆军和舰队来到中国。沿海的几个重要港口受到攻击并被占领；舟山群岛失守了；六朝古都南京也被英国人围困，中国在刺刀威逼下与大不列颠签订了条约。中国同意赔款2100万两白银，其中600万两作为对被收缴和销毁的鸦片的赔偿，300万两作为商人的损失费，1200万两作为军费赔款。要地香港也被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
这些就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它永久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外国的看法。我们不必为导致英国人行动的其他原因和不满辩护，在中国人看来，即使没有鸦片，外国人也会发动对中国的武力干涉。中国人常常将其他事情挂在嘴边：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前，那些针对他们国家的军事行动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他们的皇帝出逃北京城，并在途中病死；中国政府被迫做出更大的让步，允许鸦片的合法贸易。他们说，直到那时局势才平静下来，英国人才撤下战争的恐怖面纱，代以调和和抚慰的口气与政策。中国政府曾多次、急迫地做出努力，希望劝导英国同意立即或者逐渐断绝鸦片贸易。对于这些事情，明眼人都是非常清楚的。明眼人也都知道，这些呼吁被英国人漫不经心地束之高阁，或者直接拒绝了。这样的事实强化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厌恶之情。
在如此背景之中，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了，不得不正视现代西方世界，与之建立全新的、极不情愿的双边关系。她会痛恨站在她的立场看来毫无道理的侵略，这是自然的；她会误解甚至厌恶那些真心实意为她的最佳利益服务的人们，这也是自然的。她的统治者对现代国际法的原则和技巧、平等独立国家之间交往的规则一无所知。由于这种无知，他们经常将他们的政府摆在错误的位置上，因此经常在争取正当权利原本获胜的外交斗争中失败。他们像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一样，对这样的现实情况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太骄傲自大，以至于拒绝公开承认这一点。一次，清朝政府的一位内阁在本书中，作者经常提到清朝的内阁成员。频率之繁让译者怀疑作者将内阁、军机处、总理衙门，甚至是六部的高级官员混为一谈，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内阁的组成和成员之少。内阁成员多数并不直接参与外交，不会见外国使节--译者。成员对笔者说：“正义和权利在哪一边并没有多大区别，不管是什么问题，中国总会以失败告终。即使我们处于有利地位，我们也会铸成大错，把事情搞砸。”这种悲惨评论所包含的内容可能远远比说话者所认识的程度要深刻得多。
这里有一个本身并不重要的例子，它能够充分印证这位内阁成员的抱怨。一直以来，北京城就有个习惯。每当皇帝出巡的时候，他所经过的街道和道路就是提供关闭，禁止一切人通行。一次皇帝要出巡了，清朝总理衙门提前两天就发出非常有礼貌的公文，知会在京各国外交机构。相关的街道并不在外国人居住区内，对我们不会有丝毫影响，而且关闭的时间也仅有两小时而已。但是，除了一家使馆外，每一个驻京公使馆都对清朝政府的这种照会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客套过头了。在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首都里，市政府，更不用说国家的枢密院，会为特定街道的暂时关闭而通知外国外交官，庸人自扰。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将街道关闭一天，或者一个月。如果有外交代表对此提出责问，他们会迅速作出得体有力的反驳市政事务属于一国主权，完全不必照会外国外交机构。这是作者认为清政府多此一举的地方--译者。。
清代皇帝出巡的盛大场面
如果对中国人作更加全面的了解；如果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他们有着许多缺点也有着许多优点；如果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这最初三十年他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过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奇迹：中国在这一时期并非没有对他们的古老方式进行改变，实际上他们改变了很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总体上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人民并非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愚蠢。但是他们本质上是谨小慎微、保守自大、骄傲自满的。必须承认，他们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睡后被粗鲁地唤醒，面临着一个并不乐观的环境。重新塑造四亿人民的生活和思维的方式需要时间。
对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作一个比较，是缺乏说服力，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民族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民族。一个民族轻易地抛弃了他们借来的服装样式，而另外一个民族是这些服装样式的发明者。后者用辛勤的劳动赚取、穿戴这些服装，就好像它们已经成了自己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像已经指出的，日本在抛弃东方模式学习西方文明方面，基本上只是抛弃了自己的衣服方式而已。相反地，中国人坚持自我。在许多个世纪里，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缓慢、辛苦地纺织着自己的服装。
除了这点之外，中日两国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打开国门，到建立和处理他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上，一切都有利于日本。正式将中国强迫进入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鸦片战争我们已经作了足够的论述。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日本也是在刺刀下面，被纳入了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美国主导了这一过程，与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条约。签约国双方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输入和使用鸦片。我们已经看到与中国签订首批条约的列强是如何处理这些法律的。另一方面，我们外交官进入日本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执行禁烟，这就在实际上加强了日本政府的权威。相反大不列颠对在中国禁止使用鸦片的立法横加干涉；美国却对日本的相关立法给予了道义支持。这两种行为的差别造成了不同的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我们通常预料的要深远得多。甚至可以说，它导致了现代中日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1872年的时候，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立条约关系。日本的一些中国侨民向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要求转交给朝廷。他们要为居留在日本期间受到的苦难和不满鸣冤申诉。他们抱怨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吸食鸦片，而日本政府干涉他们吸毒。他们列举了许多为此遭受的磨难，宣称日本警察甚至习惯于在夜晚闯入他们的卧室，闻他们呼吸的气味，以判断他们是否吸食了鸦片。
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选拔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广东84人，占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