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药方，是由顺天府尹在1877年1月公布的。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组合。把三个汉字以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然后用墨汁写在一张固定大小的黄纸的三个角上。一角要被烧掉，把灰小心地留下来喝掉。第二角编在辫子里。第三角要贴在门楣上。父母官保证这样做就可以阻止日夜游荡，伺机夺走作为国粹的辫子，使人们安全。这个药方被府尹谦虚地称为“神通广大、包用包灵的护辫秘方”。
应该补充的是，在这种剪辫子风潮中，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明哪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辫子。人们满口流言，意志完全消沉，经济活动陷于停顿状态。那些神秘兮兮、面色惊恐的人讲述着各种故事。他们以及告诉他们的人都没有确实见过一桩。在所有这些骚乱中，我也没见过哪个中国人，他确实见到过另一个中国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失去了他的辫子。每一个故事的基础都是道听途说。这种骚乱是一种不能理解的，危险的迷信恐惧流行病。
理发的平民
在事态严重的北京，就在顺天府尹公布了公告和药方不久。一天清晨我被叫醒去见一位美国传教士。他来报告说就在前一天晚上，一个在他手下掌管的小礼拜堂内过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的辫子。这位传教士知道在那个骚乱猖獗的时刻，如果走漏了风声，这个小礼拜堂就会立刻被暴民拆掉，可能会有人伤亡。所以他万分小心地把受害者关在一间屋子里，一大早就急匆匆地到公使馆寻求建议和援助。我先给京城军方的都统衙门发了一封急信，没有给出任何原因，请求在这天晚些时候与他会面，目的是在必要时请他派出军队保护小礼拜堂。然后就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
事实很简单。除了罪犯按照法律规定剪掉了辫子以外，这是唯一一次真实的剪辫子事件。这个被剪了辫子的中国人是一个乡下人。他来北京学习基督教。好心的传教士留他多呆几天。他就和两个本地的基督徒住在小礼拜堂后面的小屋里。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他很可能是由怀有恶意的中国人派到小礼拜堂中的。他声称自己对基督教感兴趣，在那里找到一个落脚点，之后剪去他自己的辫子，希望以此引起反对外国人的暴动。但是在严密的审问之下，他的申辩前后一致，完全可信，于是我消除了对他的怀疑。
他前一天晚上九点钟，就在我发现他的那间屋子里上床睡觉。另外两个人不久也进到屋子里。他在凌晨大约两点醒了，他的头感觉有点奇怪，伸手一摸，辫子没了。他吓得几乎失去理智，大声痛哭，吵醒了他的同伴，他们也很害怕，点亮了蜡烛。三个人就这么坐着，一直发抖，直到天明，其中的一个人叫来了传教士。出去叫传教士的路上，他发现了丢失的辫子在院子中的雪地里。有人把它扔在那里的。
经过仔细询问，得到了以上事实。它让我感觉很困惑。这两个整晚都和这个乡下人在一起的人名声良好，不用怀疑。只要是他们知道的事，他们都认可了这个人的话。发现辫子的那个院子有很高的围墙，人很难爬过去。那晚，门窗都小心地锁上了。没有人能够一声不响地进到屋里来。辫子被剪掉了是事实。它就在我的手里。它是由大剪刀，在离发根一英寸的地方被剪掉的，手法干净利落。辫子很粗，下手的人手腕一定是强壮有力，剪刀一定很锋利，剪的时候极为小心，让受害人毫无察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像以前一样，我问道：
“那时只有你们三个在屋里吗？”
“是的，就我们三个。”
“没有其他人比你们先进去吗？”
一个人说没有，但是另一个想了一会儿，说道：“有。阿新并非真名--作者原注。傍晚就在那儿。但是我们睡觉之前他就走了。”
“他是做什么的？”
“他把外国的纸装订成书。”
“他用什么工具？”
“细绳、针，还有剪刀。”
“这屋里最近还有其他的剪刀吗？”
“很长时间没有了。”
“阿新把剪刀拿走啦？”
“是的。”
进一步的询问弄清了事实。那个乡下人躺下睡着了，阿新才离开房间。他装订书时坐的位置，就在睡觉的人头边。另外两个中国人离他们有一段距离。他们在桌子的另一旁，专心读书。在这种情况下，阿新连动都不用动，就可以很容易地抓住睡觉者的辫子，用剪刀把它剪下来而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桌子比受害者的头要高。如果那两个看书的人有一个在这个时候抬一下头，就可以看见阿新的行为。
阿新曾经做过我的一位朋友的仆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年轻的无赖，英俊又邪恶。毫无疑问，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解释剪辫子的事件。于是传教士亲自去找阿新（他就在教会的印刷所工作），并且立刻把他带到我的面前，不用告诉他为什么要找他。一会儿阿新来了。他表情很愉快，态度坦诚，面带微笑。像通常一样打了招呼，安静地站在一旁，等候吩咐。我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在前一天晚上要剪掉那个乡下人的辫子。他断然否定做过这件事，并且对有人的辫子被剪掉表示惊讶。他还想知道是谁做了这件事。他承认自己在那间房间里待过，手里有剪刀，坐的位置和其他人说得一样。在详细询问之下，他曾从印刷所偷过装订用的纸张。他说，偷一两令纸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剪掉一个中国人的辫子可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他从来，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罪。
他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回答完了所有问题。抓住他的把柄是不太可能的。他对于这项罪过的严重性认识得比我要深刻。诱哄和劝说都不能让他就范。例如，我向他保证，他做这件事完全没有恶意。当他看到睡觉的人的辫子就挂在床边，触手可及，就只是因为贪玩，像小孩子一样使用了这把剪刀。但是他立刻纠正了我。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加了解玩辫子（即使是无意中晃动辫子）意味着什么。剪辫子的人绝不仅仅是在制造恶作剧。这件事情相当严重。我向他保证，如果他承认了绝不会受到伤害，依然不起效果。他既然没做过这件事，为什么要承认呢？
用这种方法叙述这场谈话和它的失败很简单。任何笔也描绘不出他那无辜的、孩子般的脸，沉稳安静的眼神，敏捷坚定有礼貌的语调。总的来说，没有一点儿内疚的痕迹。如果阿新是有罪的，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有罪的。一个朋友善于发现中国的小偷。一次，他将他的秘诀和盘托出。如果突然询问一个嫌疑犯他偷东西的理由和时间，然后仔细地看着他的喉咙。如果他是有罪的，他在回答之前就总是要咽一口唾沫。但是阿新没有咽唾沫。
最后，我很疲乏而且失去了耐心。我确定是他剪的辫子，说道：“很好，你否认做了这件事。我依然确定是你做的。我来到这里，把你找来，是来帮助你，不是来给你找麻烦的。我不想看到你受到处罚，就像我反复向你保证的一样。我很高兴做任何能帮助你的事情。你是有罪的，你剪了辫子。在这种混乱时期，关于中国的官员会对任何人，甚至是剪辫子的嫌疑犯做出什么这件事，你知道得比我清楚。那条辫子是昨天晚上，在这间屋里，由一把剪刀剪掉的。你在屋里，而且承认自己拿着屋里唯一的一把剪刀，整晚都拿着。我将把你连同这些事实交给京城衙门处理，让他们去决定你是否有罪，因为那是他们的职责。”
即使这样说也没有让他做出任何改变。于是我转身叫跟随我的一位仆人，拿着我的名帖去旁边的衙门，立刻找来两位警官。阿新听到我这样说，还是带着无忧无虑的表情站在那里，直到我的仆人走到门口，他的举止像闪电一样改变了，说道：“你不必那么做。你说得完全正确。是我在那个人睡着之后剪掉了他的辫子。就像你猜的那样，在我回家时把它扔在了门外的雪地里。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吓那个人，他是一个乡巴佬。”
我知道这个男孩如果落到当地衙门的手里，会因为他欠考虑的行为受到怎样残忍的惩罚。我和传教士达成共识，不把这件事汇报给附近的衙门，而是对要见军方都统这件事作出解释。传教士答应立刻把阿新送出城去，并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军人为平民剪辫子且先把被剪了辫子的人关在屋里，然后再由两个谨慎的中国人护送出城镇，给他一些礼物，送他回家。这个计划顺利地执行了。没有把剪辫子这件事的一点实事宣扬出去。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中国的高级官员是多么严肃地对待剪辫子这种大不敬的行为。一个星期后，恭亲王和内阁成员来到公使馆问候新年。在交谈中，他询问道为什么我一开始请求见都统，后来又撤销了请求。因为他手下的人发现他很忙，直到第二封请求撤销约见的信到了之后，才告诉他。我向他叙述了这件事，并且补充道，剪辫子这件事只是阿新孩子气的行为，最好不要在意它。但是恭亲王不这么看。他变得很激动，认为阿新完全清楚剪掉辫子的后果，他将因此丧命。并且坚持让我提供给他的真实名字和住址。幸好我的确不知道阿新姓什么，也不知道他被送到了哪儿。因此不能给当局提供任何线索。毫无疑问，如果他落在当局手中，会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举动而丢掉性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