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员被赋予了强大而危险的权力。他们可以合法地通过各种手段从原被告和所有证人中获取供词。没人在法庭上立誓，中国人从不相信法庭誓言。在西方视为犯罪的作伪证行为，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中国人的理论是：如果一个人有意撒谎，那么任何誓言对他来说都是无效的。
每个中国法庭的大厅中央都是一个低矮的木台子，上面覆盖着红色毛毡，大约有十平方英尺大小。在红台子上，摆放着同样是红色的书案和硕大的、威风凛凛的太师椅。书案上面是各种文具，两旁的墙面上挂着鞭子、竹板和其他刑具。法庭门口还会摆放着铜锣和大鼓。他们连同敲击用的木槌都放置在木架上。
这些物件和摆设与中华帝国本身一样古老，它们构成了一个最粗糙的中国法庭。尽管事实上中国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高墙大院里关起门来解决的，但在理论上法庭应该如前所述，法庭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上天和每个凡人都可以自由观摩审理过程。任何人如果对他人有抱怨、委屈、仇恨，无论白天还是深夜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来法庭击鼓鸣冤。接着，兼任法官的父母官必须依法在第一时间穿戴整齐，升堂审理案件。父母官必须端坐在太师椅上，随时听取控诉双方的申诉、意见，作出判断，依法审判。法庭不能对原告、被告进行丝毫恐吓，有所偏袒，更不能接受任何好处，索取任何报酬。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正义的双眼永不关闭。”至少在理论上说，中国的司法制度是高效的、成本低廉的和令人满意的。
清末的官员审案中
中国的司法制度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而且在许多个世纪中，这一制度看起来没有经历过重要的变化。中国的司法制度是简单的，但是充分的证据表明它尽全力去保护身陷其中的人们，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论是反对官府的司法不公正还是反对官员的敲诈勒索。它还提供了许多预防监督的机制，人们可以向更高级的法庭申诉控告，也可以到皇帝那告御状要求重审。为了保护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帝国在历史发展的早期就建立了一套司法制度。各级法庭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收取这些人的费用。在既成制度下，即使是最底层的乞丐，如果按照理论程序来进行，他们的案件最终都会送到皇帝的案头，由至高无上的皇帝作出无可争辩的最终判决。
上述法庭，或者说是司法机构，不论是机构设置方面，还是职权范围方面，都是举世无双的。在中国，它被统称为“都察院”。有时候，它被翻译为政府“检察部”，更能说明自身的职权。都察院有权对自己关注的所有案件进行干涉。都察院的官员在审案的时候，绝对禁止收受任何形式的钱财、税赋和补贴。他们还负责观察、监督、弹劾帝国不同层级、职权的官员的行为。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都不能免除这一部门官员的监察。甚至皇帝本人也经常受到监察官员的为难。
一次，现任皇帝光绪去参加前任皇帝同治的葬礼。途中，一名监察官员双膝跪地，双手高举着奏章，拦驾上疏。他反对现任皇帝继承大统。为了表明对信仰的忠诚，这名官员在新皇帝面前自刎身亡。当时，光绪皇帝还仅仅是一位三岁的孩子。
1871年，位列人臣之首的恭亲王受到北京的一名监察官员的猛烈弹劾。恭亲王有一次向美国公使抱怨说，与其与一个比自己身份级别低许多的监察官员纠缠，还不如放弃自己的诺言，改弦更张更划算。
中国的法律体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之后经过不断的修订。正如在另外一章提到的，从整体上看，它是明智、温和而富有人性的。它不厌其烦地规定了针对不同犯罪行为的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刑罚措施。与我们的法律相同的是，它也规定了对重复犯罪的惯犯加重处罚的措施。许多轻微的罪行可以合法地通过交纳钱财，而免予追究。比如应受不到一百大板惩罚的罪犯可以通过交纳大约五盎司白银而得到宽恕。另外还有一些免责措施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还要温和。比如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身体羸弱，或者年逾古稀，并且他是家族的独子或者是独孙，那么他的案件必须要由皇帝亲自判决。妇女如果被判处鞭刑，那么在行刑的任何时候，她都有权整理穿戴好自己的贴身衣物；妇女如果被判处死刑，那么在行刑的时候，七岁以下和九十岁以上的人都不得围观，除非她犯的是叛国或造反的大罪。
清朝的许多法律规定滑稽奇异，显得荒诞可笑。比如如果天文学家被判处流放，只要他的罪行不是十恶不赦的重罪，都可以代之以打板子。为什么天文学家与其他人相比拥有这样的特权，没有明确的说法。又比如一名男子远离故乡，去他乡谋生。而他的父母在故乡已经为他选定了未婚妻，但是这名男子并不知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与外面的女子缔结婚约的话，是无效的。他必须放弃自己的选择，而与父母选定的女子完婚。同时，官员们不能与自己管辖下的百姓的女儿结婚。不仅是近亲之间被严格禁止结婚，而且即使是同一姓氏的人之间也不能通婚。如果有人违背，政府会强制取消婚约，没收聘礼。初看起来，这些规定似乎不会对人们造成实际的冒犯。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四亿人口中只有四百八十左右个姓氏，那么与那些对婚姻双方的姓氏没有严格限制的国家比起来，中国的法律会对男女婚姻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法律的另一条规定却应该纂刻入其他国家的法律碑文之中。当婚约缔结之时，新郎和新娘双方之间必须明确告诉对方，自己的孩子是否“身体健康、年龄相当”。对这些规定的隐瞒和欺骗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一个总体上来说温和并合理的司法制度下，再加上对非正义的充分监督和预防机制相配合，人们可以说中国的法律可以善恶分明，极少会使无辜者蒙受冤狱，使犯法者逍遥法外。但是中国法庭的实践却充满了腐败贿赂、滥用权力、残暴邪恶等现象。在人类可能的精心设计描述的中国法律制度下，这些现象是普遍存在、司空见惯的。
在中国既没有陪审团，也没有律师存在。案件不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推断审判的，而是参照历史案件决定的。这实际上导致了非官方的法律掮客阶层在法庭的存在，被称为“讼师”。这些人没有正式的地位，高级官员们曾一再谴责这些人的存在，皇帝也三令五申严禁讼师阶层的出现。但是讼师们依然大量存在，在帝国各处从事着自己的事业。当具体的案件需要宣判的时候，讼师们就开始自己的生意了。他们在法庭上检查案宗，从以往的案例中找出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案子作为新的审判的模型和参考。在一直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汗牛充栋的案卷中，这些讼师总能轻易找到符合自己意图的旧案。也正是这点，导致了大量贿赂腐败、滥用职权和暗箱操作等弊端的普遍存在。无论被告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私下里都得去“拜访”讼师。而讼师的意见就是视被告奉献的礼物的轻重而定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群残忍贪婪的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一文钱的收入。但是这并不阻碍他们各个腰缠万贯，富贾一方。到此，故事也就结束了。据说，中国的司法人员从未直接收受过贿赂。的确，他们总是通过法庭雇用的这些讼师，进行私下的金钱往来完成的在这里，作者提到的讼师包括的内容很多。就有原被告雇用的法律代理人、也包括了官府雇用的刑名师爷等人。因为原被告和政府官员都不熟悉法律，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不得不依赖这些人--译者。。
中国的官员被赋予了强大而危险的权力。他们可以合法地通过各种手段从原被告和所有证人中获取供词。没人在法庭上立誓，中国人从不相信法庭誓言。在西方视为犯罪的作伪证行为，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中国人的理论是：如果一个人有意撒谎，那么任何誓言对他来说都是无效的。实际上，没有中国法官希望当事人和证人们说出精确的实情。首先，官员们对各方进行单独的审问；在有的情况下，各方的供词存在冲突，就需要反复的盘问审查。但是往往各方供词相互冲突的情况，法官就会将各方带上厅堂当面对质。自然每个人都只是反复维持原供。但是法官可以通过认真观察各人的举动与表情，来确认谁的供词是实话，而哪些人是狡诈的刁民。中国的官员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犯罪嫌疑人在公堂上受刑的版画
当这些步骤都没用的时候，中国的法官有权对自己怀疑的当事人进行严刑逼供，以便获得有价值的供词。非常普遍的，法官会在审判中途突然暂停，下令对堂下的人用竹板扇嘴巴，一直扇到嘴角流血。接着，法官会先警告受刑人如若再不从实招供，就会有大刑伺候，然后继续审判。法官也可能惩罚证人在链条上跪好几个时辰，或者将当事人用枷锁套起来，或者在长时间里限制当事人的吃饭喝水，甚至就完全不让他们吃饭喝水。其他更严峻的刑罚或者被法律明确禁止的刑罚在一些情况下也照用不误。
确保嫌疑犯低头认罪对法官来说非常重要。有时，他们会动用一些人类语言无法描述的极其恐怖的刑罚来对嫌疑犯逼供。犯人们常常不得不对子虚乌有的罪行供认不讳，以便能从无休无止的折磨中得到片刻的喘息。一次，我看到三个被指控偷窃的中国人被迫认罪的过程。每人的双手都被扭到背后，手腕被鞭子紧紧绑在一起。一根绳子拴住手腕的捆绑处，一头绕过大树的树干，把嫌疑犯悬空吊起来。这三个人在烈日下被吊晒了三个小时，被放下来的时候都已经不省人事了。他们的手臂已经与肩膀脱臼，胳臂被暴晒得发黑流脓。他们被叫醒后又经受了严峻的拷问，但是依然否认偷窃指控。然而，这三人一被威胁要继续遭受一遍刚才的刑罚，都迫不及待地承认自己犯有偷窃罪。在这里没有必要说明，这样的刑罚是被法律严厉禁止的；也没有必要指出，当负责官员向上级官员汇报案宗的时候，虽然他们借助严刑竣法使嫌疑犯认罪，也绝对不会把这样的过程摆在台面之上。
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用重刑逼迫犯人认罪是中国司法审讯中的普遍规律。它们还是特例而已。大多数的中国法官是公正、富有人情味的；尽管他们都愚昧迷信，思维局限，目光短浅。他们在审讯中使用一些陈腐荒诞的方法，不论在思想和实践上都可以与两百年前的欧洲中世纪法庭相媲美。在审讯涉及人命官司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尤其突出。杀人嫌疑犯会被带到死者的尸体前，被要求抚摩尸体。因为中国人相信，如果真凶再次接触到受害者，受害者尸体的伤口会流出血来。如果死者是被怀疑毒死的，人们会将一根银针刺入死者体内。因为中国人相信，一旦检测到毒物，拔出来的银针就会泛着绿光。如果死者的肌肤已经腐败无存，那么就要检测死者的遗骨。如果真是被毒死的，骨头也会有类似的颜色反应作者对中国的司法检测是有偏见的。中国古代的法医检查和仵作制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包含许多正确的思想与方法--译者。。
和整个政治体制一样，中国的司法体系也是建立在宗法制思想之上的。各级官员从不忘记在理论上，自己是治下百姓的父母官；他们在审案时总是反复过堂询问，耐心烦琐地搬出道德说教，劝告当事人供认实情。他会在一句话中对当事人进行劝诱、恳求、威胁和建议；搬出孔夫子的神圣说教；发问一些毫不相关、莫名其妙的问题；向当事人保证提供亲人一般的关照。在这个过程中，法官们敏锐的双眼一直游弋在当事人身上，随时准备抓住当事人出现的丝毫神态、举止与话语上的漏洞。所有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查清实情。
有一次，我非常荣幸与一位中国法官共同审讯七个中国嫌疑犯。他们被指控聚众攻击一名美国公民。这七个人是采煤工人，他们试图用粘满煤砟子的肩垫来攻击外国人。这些肩垫是采煤工人从井下向上运煤的时候，垫在肩膀上的。粘满煤砟子的肩垫卷起来与沙包一样危险；如果那名美国人的头部受到一下沉重的打击，就足以丧命。毫无疑问，这些人是有罪的。攻击事件发生在正午时间的城市中央广场之上，完全可以找到上百个证人来指证这七个人的罪行。
整场审讯是这样进行的：
在询问了嫌疑犯的姓名之后，那位受人尊敬的、和眉善目的、年近古稀的中国法官面向其中一名嫌疑犯，用家人聊天一样的语气说：
“现在，你把整件事情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攻击美国人？把全部实情都讲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