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身而言，则言必中伦，行必中虑，而愧怍免矣。自所以修身者而言，则非有得于斯道者，固不能必其行之无愧怍也。此以推其制行之原，必本之心得以为躬行，则几与“不改其乐”者同矣。双峰易夫子之所难，而以与“富而无骄”并言，谓与无谄者同科。不知经传之文，浅深各致，初不可以例求。盖无谄与乐，相去自远，贫而乐者，固不可以谄不谄论；若富而好礼，则亦就无骄者而深言之耳。故无谄与乐之中，更有无怨之一位；而无骄之与好礼中间，更不容着一位次也。贫境逆，故屡进而后极其至。富境顺，则由无骄以好礼，亦直截而易几。通于身世之故，而反求之身心，当自知之。
自苟、孟有贵王贱伯之说，儒者遂为已甚之论，虽折衷以圣人之言而犹未定也。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既已以正许之矣，而朱子犹曰“心皆不正”。夫舍心而言正，则圣人岂但正以其迹哉？如以迹，则宋襄“不重伤、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亦可许之正矣，而况于晋文？藏武仲之要君，微生高之不直，亦唯其心尔。则圣人之不略心而言迹，审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又云“五伯，假之也”，凡此皆统论五伯之词，而要未可以定齐桓。何以知之？即以夫子许以正者知之也。若王则必贵之，伯则必贱之，凡言伯者无不贱，因而小伯者之事功，而以王业之成为汤、武之所可贵，此又非已。
浸使孔子而当齐桓之时，居齐桓之位，必且如汤、武乎？抑且如齐桓邪？放伐之事，既夫子之所靳言。若夫文王，则其伐密伐崇，三分有二，相率以修职贡者，亦大略与齐桓同。其所异者，则文王遇凶暴之主，而桓之时，主非纣尔。主非纣，则固可奉天子而不当搂诸侯，凡有所为，必请命而行。乃桓主虽非纣，而陷溺昏庸之惠王，其不足与为善，一也。楚，夷也，亢王之罪人也，而阳使王世子为首止之会，阴召郑伯，欲抚之以从楚，是尚足请命而行乎？其王国之臣，虽非崇侯、恶来等也，而宰孔、齐盟于葵邱，口血未干，已阴使晋背齐，而不恤五禁之申。使桓一一而受命，其可哉？若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卿大夫之义，而不可通于诸侯。文王而唯纣命是听，伐崇之役，又岂纣所乐从邪？以斯知不请命之未足为桓责也。
乃桓之不能望文王者，以夫子之言考之，于文王曰“至德”，于桓公曰“正而不谲”，其相去已远矣。夫正亦德也，而其去德之至者，其差犹甚。盖德无不正，而正不足以尽德之什一。故《易》屡言“贞凶”。贞者，正而固也。正而能固，乃足以干事，而凶或随之。则正者德之郛郭，而不足以与其精蕴，明矣。故曰“正而不谲”，则已知其于治道之大端不失而已疏也。
君子之以其道应天下之事者，初不恃一正而无忧。是故义必精，仁必熟，聪明睿知而必神武之不杀，然后尽天德、王道之微，而非孤奉名义之可以裁物而止，斯文王之所以为“文”也。桓公则唯其所秉者正，遂奉一正以急正夫物，是以隘不可大，迫不可久，身没而周即内乱，楚即干盟，嗣子即失伯而陵夷。然亦唯其秉正以行，而不屈计成败，是以诈谋不行而未流于邪。
若晋文之谲而不正，则委曲以赴事几，而其为谋之深，反有密到于齐桓者，是以世主夏盟，而楚不能与争。
盖凡不能体天德以备王道，而亦足以建功业者，恒有二途，而得失各因之：其守正以行者，恒患其粗疏，而无以致远行久。密谋曲计者，可以持天下之成败，而人心风俗，亦由以坏。功之迟速，效之浅深，莫不各肖其量也。故齐桓图伯三十年而后成，而晋文得之于五年之中；齐不再世，而晋以久长。乃其假仁义，尚诈利，如苟、孟、董、贾所讥，则皆晋文之所为，而非桓之过也。
故以桓之大事论之：使桓必欲得天子之欢心，挟持以令天下，则必不违惠王偏爱子带之心而开隙于王与宰孔，抑将为王立带而周之君唯桓是听矣；然而桓不为也，正也。莒，奉桓者也；鲁，桓之仇也；哀姜，桓娣也。终庄公之世，鲁未尝为齐下，哀姜托于莒以坏鲁。桓党莒挟娣以多求于仇雠之鲁，可以得志；而桓终讨哀姜，定鲁难，而不徇莒之请。若此者，皆所谓皎然揭日月而行，内求自正，外以正人，而不区区于求成求可者矣。斯岂三代以下唐宗、宋祖之所能及哉？“正而不谲”，迹之正，亦唯其心之无邪也。唯其正，是以不谲。唯其不谲，是以谋不深而功易败。唯其不谲，是以不致坏人心而蛊风俗。乃唯其止于正而不至于德，是以功不可大，而业不可久。以此论桓，圣人之意见矣。何事过为已甚，与圣言背驰哉？
德为体，功为用。天下无无用之体，无无体之用。使不必有是德而有是功，圣贤亦何事为此规规者邪？苟无其德，则虽仿佛以图其功，而去之愈远。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而子曰“管仲之力也”。夫曰“力”，则其所以能胜此者，其本领不可昧矣。庆源但以“不假威力，无所杀伤”称其功之大，岂仲才一进不以兵车之谋而侥成其功，夫子遂以亟称其仁邪？宋襄公亦尝以乘车会诸侯矣，而适为楚人之擒，则知无其力者，虽以兵车而且不胜任，况不以哉？周公东征，斧破斨缺，斯亦岂必废兵，而其所以仁覆天下者，则在有“四国是皇”之力也。
德者，得于心也。得于心者有本，则其举天下也，任无不胜。春秋之时，诸侯之不相信而唯兵是恃者，已极矣。“不以兵车”，而能志喻信孚于诸侯，便有合天下为一体，疴痒相知，彼此相忘之气象。此非得于心者有仁之实，而能任此而无忧其不济乎？
力者，仁之力也。其所为讲信修睦于天下，悖信明义于国中，而以全乎“爱之理”为“心之德”者，固非虚枵袭取之仁，明矣。世所传《管子》书，言多诡杂，盖后人之赝作。而仲之言见于《春秋传》者，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曰“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体道已实，而执德已固，于此验矣。故君子称之曰“岂弟君子，神所劳矣”。斯非正谊明道而不谋利计功之实哉？而必曰管仲无其德，何也？
孟子之讥仲，以救时也。无仲之力，而袭仲之迹，则趋人于功利而不仁，非仲之过也。孟子以仲伯而不王，鄙其功烈之卑，亦初不言其心术之不正。而宋儒以诡遇获禽拟之，终为深文中人，而非论之正。诸子之论，折衷于圣人。圣人难言仁而以许仲，又何必吹毛求疵而后快哉！
程子谓王珪、魏征害于义，功不足赎；朱子则谓王、魏功罪不相掩。如实求之，程子之言，自为精允。
夫子不辨管、召之不宜党弟以争国，想来初不以此宽仲而鄙忽。盖齐之难，起于襄公之见弑，则为襄公之子者，俱有可反国以存宗社之义，非国家无事，长幼有定序，而纠故作逆谋以争兄位也。
桓公与纠皆避难而出，彼此不相通谋。雍廪既杀无知，齐人亟于得主，从鲁受盟，而《春秋》书曰“公及齐大夫盟于兢”。言“大夫”者，众词也。桓之自莒来也，在盟蔑之后，故《春秋》于盟兢无贬鲁之文，而但讥其纳纠。当其始时，齐大夫且不知小白之存亡，而况为管、召者，亦安得舍现在可奉先君之子，而远求其兄于不可知之域哉？迨其后，桓公已自莒返，而鲁与召忽辈乃犹挟纠以争，斯则过也。先君之贼已讨，国已有君，而犹称兵以向国，此则全副私欲小忿，护其愆而侥幸富贵，以贾无益之勇，故曰“匹夫匹妇之为谅”。
若王、魏之于建成，则兄弟当父在之日而构大难，俱为不仁不义；而建成则高祖所立之冢嗣也，已受父命而正大位，非纠比矣。王、魏受命于高祖为宫僚，则义不容于不死。又况夫子之称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向令唐无王、魏，天下岂遂沦胥乎？
管仲是周室衰微后斯世斯民一大关系人。王珪既无赫赫之称，即如征者，特粉饰太平一谏臣耳。有太宗为君，房、杜为相，虽无王、魏，唐自晏然，其视管仲之有无，远矣。管仲不死请囚之时，胸中已安排下一个“一匡天下”底规模，只须此身不死，得中材之主而无不可为。魏征不死之时，有何把柄？幸逢纳牖之主，遇事有言，遂见忠效；倘遇愎忌之君，则更无可白见矣。管仲是仁者，仁之道大，不得以谅不谅论之。魏征所欲为者，忠臣也。忠则不欺其君者也。不欺生君而欺死君，口舌之功，安足以赎中心之慝！故朱子之宽假王、魏不如程子之明允。而管仲、魏征之得失，不仅在子纠幼而建成长也。
“思不出其位”，只如集注自当。看圣贤言句，却须还他本色，无事攀缘求妙。此处原是说思，与先儒所言“主一为存心之功”不同。黄勉斋早已鹘突，云“当食则思食，当寝则思寝”，直不成义理。使人终日之间言行居止，截分千百段，立之疆界，则无论气脉间断，不成规模，且待事至而后思，则思之力亦不给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