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百姓）丧葬迁居都不离乡。乡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出入相互结伴，守卫防盗相互帮助，有病相互照顾，那么百姓之间就亲近和睦。
【诸儒注疏】“死”，谓葬也。“徙”，谓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犹伴也。“守望”，防寇盗也。
【理学讲评】徙，是迁居。守望，是防御寇贼。这是详言井田之善，以见助法当行的意思。孟子说：“分田制禄，固惟助法为善矣。诚使助法既行，则一乡之民，各有世业，安土重迁。死而葬者与迁居者，皆不肯出其乡矣。盖远乡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联属而不可离，情义自相维系而不能已，故出入往来，则道路之中相为伴侣，而无行旅之虞。昼夜防守，则闾里之间相为应援，而无寇盗之忧。遇有疾病，则视其医药，通其有无以相扶助，而无窘乏之虑。如此，则乡井之民，蔼然相与，苦乐患难无往不同，而亲睦之风成矣。井田之制，有以兴民俗如此，不可以见助法之善哉。”按此一段即《周礼·比闾族党》之法，后世保甲乡约，其意多出于此。但古人以分田为务，使其情义相联，自无涣散。后世不均田制产，使有乐生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离散之民，宜其徒为文具而不可行也。
【元典】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译文】一里见方的土地定为一方井田，每一井田九百亩地，中间一块是公田。八家都有一百亩私田，（首先）共同耕作公田；公田农事完毕，才敢忙私田上的农活，这就是使君子和农夫有所区别的办法。
【诸儒注疏】此详言井田形体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后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据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国中二法，此独详于治野者，国中贡法当时已行，但取之过于什一尔。
【理学讲评】孟子又告毕战说：“井田之法，固所当行矣。然其形体之制何如？盖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势，每方一里画为九区，其田如井字的模样。每田百亩为一区，九区共九百亩，中间一区百亩，是供给国家的，叫做公田；外面八区分与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亩，是养赡家口的，叫做私田。这公田，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耘收获之时，必先治公田，公事已毕，才敢去治私田之事。虽通力合作，而实有公私之分；虽彼此均劳，而实有先后之辨。这是为何？盖以分别君子、野人之分，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为泰；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为劳耳。此井田形体之制，殷之所谓助，周之所谓彻，不出于此。主井地之事者，不可不仿而为之也。”
【元典】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译文】这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况；至于如何改进完善，那就在于你的国君和你（的努力）了。
【诸儒注疏】井地之法，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润泽”，谓因时制互，使合于人情，互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生之意也。
吕氏曰：“子张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耳。尝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耳。’乃言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方与学者议古之法，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丧礼》、《经界》两章，见孟子之学识其大者，是以虽当礼法废坏之后，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矣！
【理学讲评】润泽，是变通圆活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说：“井田之法，自诸侯去其旧籍，其详已不可得闻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区，辨公私之等，别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耳。顾时势之变迁不同，地力之肥硗不一；或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或利于此而不利于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变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这等圆活流通，无所胶滞，则在滕君主持于上，吾子协替于下，同心共济，各尽其责而已，岂吾言所能悉哉？”按井田之制，最为良法，成周所以体国经野，厚下安民，皆本于此。时至春秋战国，如李悝之尽地力，商鞅之开阡陌，尽取先王之法而更张之。后虽有明君贤相，慨然欲行古法，亦无自而考其详矣。惟是什一而赋，使百姓足而君亦足，则井田之遗意在焉。善用法者，不师其迹，而师其意可也。
【心学讲评】王者治天下之大法，井田、学校，二者其大端也。周衰道废，税亩与阡陌开，地力尽而井田坏。大学之教不行，师儒之传各异，异端之说争鸣而学校坏。于是而民无恒产，亦无恒心。孟子所欲行王道于天下者，但以此为汲汲。顾二者有相因之理焉，则井田行而后学校可设；有详略之殊焉，则以学校者千古不易之经，而井田有因时损益之道，有因地制互之用。者古者互悉，而润泽尤互详也。此二者，王者以治天下，诸侯以治其国，一而已矣。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不以其弱小不可行，而告之曰：“人君有一国而为之，所以经理人民、修明政法者，皆非缓图也。而国以民为本，有民而后国可为；民以农为先，有农事而后民可用。顾人君恒于此有因仍苟且之思，责赋于民而不早计其所自出，则民之憜者散，勤者怨，而国不可为矣。经画勤于一时，而大法可垂于永久，此其为者必先立之规，不可缓也。豳风，承王业之诗也。而曰：‘昼尔于茅，宵尔索绚。’有茅矣，有绹矣，可以乘屋矣，则及此方冬农隙之。时亟升屋而葺之，勿待春也。岁之更始，播百谷之事方兴，不暇及此矣。民之无念不在农，无事不为农计，先王悉体之如此，而民情不可大见乎？
“民之情，民之道也。夫人君欲靖其国，必民敦亲睦之行，而后上下愧君师之责。仁不遗亲，义不后君，安分循理，无离散之情，必有恒心固已。而民之愚贱，非有士君子之操也。有恒产，则俯仰之计足，而黠者不可取盈，朴者不忧不足，则仰事俯育之下，自不见异而迁。无恒产而身不安者心不固，一念之天良偶动，而饥寒争夺之心又起而间之，无恒心矣。夫心者，一动而不可复静者也。苟以谋利自全之念间其心，而使无恒，则放僻邪侈，何不可为，而陷乎罪矣。及是而刑不容贷，则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上，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欲求民心而使之有恒，必先取民产而定其恒制。以为上即勤民之事，亦安能有一粟之益施及下哉？以民养士，而即民以养民，其尽吾心以为之成法者，亦本吾自持之心而已。欲吾臣之上体国下恤民，而唯自尽其不敢尊骄之志，欲吾民之乐奉上而自相睦，唯自尽其不敢侈靡之心。唯其恭也，故体群臣者皆有以致其厚；唯其俭也，故定民赋者必有以酌其中。由此言之，损上益下，非有损也，节其骄泰之情，勿益而已矣。而世主之失，疾入于不仁者，唯求盈不已以谋富国，虽欲恭俭也能乎？阳虎曰：‘为富不仁矣。’富之妨仁，明君之所以必惩富国之非也。又曰为：‘仁不富矣。’仁之妨富，暴君所以必逾取民之制也。然则取民之制，君欲为国，安可不急定其规而缓之也哉？
“夫三王之政，皆可师也，而有异焉者，则在我备考而斟酌之；其同者所必同，而其异者则在乎择善而从之也。夏后氏取民之制日贡。以为田者，民所自辟之田，以其所获，酌贡之于上，民知效忠，而因以各得勤其业。五十亩而定一夫，一夫而输五亩之贡焉。殷人取民之制曰助，于私田之中立一区以为公田，而民助耕焉。七十亩而一夫，一夫而助七亩之耕焉、周人取民之制曰彻。立公田之名，而与私田无殊也，特计亩而均分之，百亩而一夫，八夫而通耕九百亩之田焉。以制之不同如此，而有同焉者，其实也。以粟贡，而粟亦其力之所获也；以力助、彻，而力即其得粟者也。而五十亩之贡，唯五亩之获；七十亩百亩之助、彻，各输其七亩、十亩之力，则是皆于什之中而取一也。上得一而聚之也多，不忧用也；下得九而仅获其九，但给养也。此百王不易之法，所必遵者也。乃若其异，则殷、周改夏之法，各有精意存焉。周之彻也，而以八家之力通公私之田，通则下不怠而上不督，计亩均分，情相联而利亦相均也。殷之助也，以为下藉上以治，而上藉下以养，则民亦借其有余之力，而上有使民如借之心，下无丧而上无求，交相益也。
“夫彻虽异于助，而小变而不失其大公之理。故二王改夏之政，意良深焉。而由今酌三代之异，以用之无敝，则龙子之言尚矣。龙子曰：‘三王取民之制，皆以无过求于民为道，而粟之所自出，唯地是视。则因地以立制，而可行之永久者，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焉。未有助法以前，行贡可也；既有助，而欲改之以行贡，其害可胜言哉！且勿言后代之可逾制而求也，且勿言有司之操法以督也，且勿言出纳浮耗之滥也，即就贡法之始制而言之：岁之丰凶不齐，民易以欺，而吏易以罔，于是较岁数丰凶之中而以为常，乃有画一之规，即此而民之病深。以乐岁粒米狼戾，愚民能积之待凶年之贡乎？不能也。因多而多之，民犹未常不多，而不为虐也。凶年之仅有，供来岁治田之粮种而不足，而必取盈于中岁之数。于斯时也，奉上之外无余粒矣。则以思其疾苦之情，而我为民之父母，使民盻盻然交怨于下曰：将吾之终岁勤动者，不得养其父母，曾不足以取盈，又称贷于富室以益之。已贷不可再贷，则目前之生计已绝；岁之小丰而输息以酬贷，则将来之匮乏日深。老樨转乎沟壑，皆取盈者使之也。民之怨也如此，则恶在其为父母乎？能守先王之成宪而取其中，其害且如此，况其后之敝乘之而生者乎？’以龙子之言思之，则助以救贡之敝，而彻但思助而小通之，此择乎三代之善而用其异者，取民之制，莫有善焉者也。
“子欲及今而行之，非遗制亡存，而先代之典，非一王之守也。耕者授田而助力，其产恒也。仕者受田而食禄，其产亦恒也。士大夫且有其世守，而小民不可无先畴，则世禄之礼下，助法之取民，其道一也。乃世禄，滕自建国以来七百余岁，未之改也。通其意，而取民之制不可推行乎？助者，分私田与公田而为一也。彻者，疑乎合一井而无公私之分也。乃大田之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则在天之泽，且欲先公而后私，在己之力，必其急公而次及私，审矣。公田之名，唯助有也；公田之实，唯助别于私也。乃周诗而有公田之名，则周之彻无大异乎殷之助，井疆不乱而法制合符。得其理，而用先代者即以昭是守，又何疑乎？故决于行助，事易而法无敝，更何疑乎？
由是而兴起其恒心，以施教者可举矣。教，以教士也，而不能尽民而教之也。而先王知道之明与不明存乎教，而民之仁与不仁因乎士。士既有世禄，而可以谋道不谋食者为斯民修大同之化；民抑无虐取，而乐戴其上者望君子为风尚之归；而教不待强，而但在修明之耳。于乡则设庠、序、校焉，于国则设学焉，侯以明之，挞以记之，诗书礼乐以肄之，升贤造士以奖之，教之法具焉。夫大学，则大全之教，兼众善而务其成。其在乡学，则各有所先，以示其适从之方焉：庠者，以养老为主，示民孝也；校者，以比德比艺为经，劝民行也；序者，以观德兴能为义，示民礼也。夏当司徒始命之后，民初知学，故尊师重道以端所向，而其学日校；殷以武功定天下，而纳之于礼乐之中，故其学曰序；周以仁厚笃世德而迪民爱敬之忱，故其学曰庠。至于学，则贡士兴焉，胄子肄焉，天子诸侯亲焉，教必备而道必隆。三代无异道，斯无异制矣。乃揆其立教之大指，则以礼让养其和平之气，而以道义研其心理之微，无非以兴起夫尊亲序别之心，而顺成其孩提稍长之能，明此人伦而已。有以明之，而人伦明矣。上之为君子者，行无非天性民彝之则也；则下之为小民者，虽知有未尽，行之未逮，而宽然有余于富庶之中，油然自销其疑贰争竞之气，互相亲也，则亦乐亲其上也。于是而为国之大经无不举矣。在子之为之而已。
“使子而能是焉，勿日一国之政不可通于天下。使当世而有王者起焉，欲折衷先代而行教养之大法，必于子乎取之，是为王者师也，而子之德已覆及于天下后世而有余。且不但此也，使当世而无王者起焉，而子独行之，周之先代不犹是乎？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能以什一世禄之法，寿考作人之化，兴周而创大业之谓也。子力行之，何遽不如？文王当积衰之后，而大猷兴焉；子之国亦自此新矣。君子创业垂统以听天命，又岂可量哉！勿以国小而古道已湮为不可为也。请自民事始。”
文公毅然以为必行，使毕战司其事，而使奉教于孟子以行，其志决矣。孟子乃以勉毕战曰：“子之君将行仁政，甚盛心也。选择而使子，望子深矣。子勿以私而害，公勿牵于俗议，而大典必躬，履亩而计之，核实而尽力焉，勤治之，而不为苟且之计，勉之哉！夫仁政之废，经界废也。请详经界之说：自一亩而计之，畎有塍埒，以至于亩；自亩而积之，亩之上有径有遂，亩之外有沟有洫，以通道路，以防旱涝；大小有经，纵横有法，所谓经界也。自一井而推之，至于一同，田愈广，则经界愈阔。而经界之中，乃为田之实数，而凡公私多寡，皆以此为准而无余。若毁其经界，以为是亦可耕之土而废之，则额田有限，而新增之数倍之而有余，私田无所益也，名为九得其八，而实不足，井地不均矣。经界皆公所有也，名为什得其一，而且不止于倍，谷禄不平矣。是故暴君以为富国之术，污吏以资窃禄之厚，必且曰此先王之赘设，而轻慢之为不足存也。于是而垦之为田，以擅其利。则今日者勿惜已耕之土，勿贪谷禄之盈，培其阡陌，复其沟浍，而经界正矣。则画然于经界之中者，此为百姓口分之田，此为国家禄入之田，可坐而定矣。经界正则仁政行，有常经焉，而抑不无变通之法。所以然者，以下之奉上，上之恤下，礼下取民之道不可不尽也。
“今滕坏地虽褊小乎，而将必有为君子者焉，将必有为野人者焉。君子之待礼于上，于制禄定之矣；野人之听制于上，于分田定之矣；皆子之君所必治，而子所必宜为深长思也。使无以厚君子，则君子不宣力于廷，而野人何治焉？使无以宽野人，则野人不怀恩于下，而君子谁养焉？
“故通其意于助法之中，而推恩礼于经制之内者，则野必助也。九而一，因其地之广阔而经界可正者；也国中可使自赋也，什而一，因其地之狭隘，而经界不备，且余一以宽之也。田以此分，而士之无田而有禄，亦于此授焉。乃所以尽礼下之道于世禄之外者，则卿以下食禄少，而别予圭田以奉祀事，其制五十亩，一井之之公田可给二君子，而礼加矣。所以宽取民之制于公田之外者，则家有余夫，百亩不足，而授以二十五亩，四余夫而成百亩，乃以助一夫之力，而取之愈薄矣。如是则君子野人各得其所，而分田制禄之法，乃以通成法而尽善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