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讲评】孟子曰：“夫人曰行乎忧患之涂，而忧之与患，立心之大辨存焉。同此不自宽释之念，自中出者曰忧，自外来者曰患。中有不容宽释之情，则上极于圣人之纯德，而皆其所必至；外有不能宽释之憾，则日以其心随乡人为喜惧，而无以自容。夫耻为乡人而欲希圣人者，君子也。君子者，岂有以异于人哉！不足喜而不喜，不足惧而不惧，言行一循其常，气象一安其故，本无异也；而自乡人之沉没波靡于吉凶利害之中者视之，则见其迥然有异于人者，而君子亦果异矣。乃君子之异，岂但其才之足以胜天下之变，量之足以受天下之逆哉？人之所行，莫不因其心之所存。所存者在外，则合天下而无以容己也；所存者在我，则合天下而皆责之我也；而君子于是乎异矣。君子以为吾心万物并生之理，仁也；吾心所以治万物而得其序之理，礼也。故以仁存心，唯恐私伪之伤吾生理，而保全此心者无念忘之；以礼存心，唯恐荡逸之丧吾天则，而防闲此心者无念忘之。由是而以应天下，但期不失吾仁，而于人见必爱也，则和吉之气象固与人忿戾之习气异矣；但期不逾吾礼，而于人见必敬也，则谦庄之气象固与人鄙倍之流俗异矣。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则爱人者人爱之而不忍加害焉，敬人者人敬之而不敢或傲焉，其恒也。推之一家，推之一国，推之天下，共以成君子雍和庄肃之化，而莫不尊亲焉，君子异矣。而在君子之心，未尝执情理之恒以为我如是施，人如是报，期其效乃致其功。而君子之大异于人者，亦不待人之爱敬而始显也。
“设有人于此焉，固恒情之所无，而亦恒情之所有；其待君子也，不以直道相与而横，不我敬也；不以顺理相接而逆，不我爱也。君子于此不见为难感，而益触其必仁必礼之心。乃自反曰：夫仁则人恒爱之，而待我以横者，我必不仁而未尽其爱也；有礼则人恒敬之，而待我以逆者，必我之无礼而未致其敬也。不然，则爱敬之施必相孚感，而此不爱不敬相干之事，何以宜至于吾前哉？自反焉，而必篙其爱敬者无不用矣。于是而更自反以考其得失。果仁矣，爱之曲体之矣；果有礼矣，敬之极致之矣；而其为横逆犹之乎前者也，君子之心其可以自释矣乎？乃君子以为爱敬存乎事，仁礼存乎心，吾之所不可有一念之违仁礼者，吾心之本体也，而不足以感物之化，我必不忠乎？忠于仁，而后无愧于此心之万物一体；忠于礼，而后无歉于此心之性命各正。宜至此而君子心之所存，真有流俗不能测其际者，而君子果大异于人矣。自反而忠，而君子之德又何以加哉？于是而君子之量乃益宏，君子之才乃无所可困矣。
“彼横逆者犹不改也，君子之心于是乎不复以累我神明矣，则坦然处之，曰：人有是心，人之真也，此横逆者失其真而唯血气之所使，亦妄人而已矣。至于妄，而与禽兽奚择哉！夫吾所可化者人，而不可动者禽兽，必欲处之，与为难而已，其为禽兽也，而何屑与之难焉！彼必气矜而来，我以端静而应，得丧不为之挠，生死不为之动。彼流俗之人方为君子愤、为君子惧，而君子但保其大中至和之体，以容受天下而不惊，而后君子果异矣，固区区流俗之人所不能知其何以然矣。以为君子之坦衷乎，而君子之刻责于寸心者无已也；以为君子之畏谨乎，而君子之澹忘乎外物者自定也。此无他，故唯其存心于仁礼之故。
“而君子之于忧与患，辨之早矣。忧者，人所必有者也。当前而虑，事过而忘，非忧也；朝乾夕惕，而犹恐不逮，盖终身以之矣。人所不知有，而为君子有之。患者，我所可无者也。事有可调和，物有可澹忘，非患也；猝至妄起，而非意忽生，特一朝之变耳。人所不能无，而唯君子视之若无。
“夫君子乘仁礼以应天下，坦然自信，而何忧哉！乃即此仁礼之中，而在人见为可信者，在君子则见为可虞，则诚有之矣，而不敢自安者，以仁礼未易言也。好生如舜，而后可言仁；用中如舜，而后可言礼；审于危微之几如舜，而后可言存心。乃舜亦犹是人也，其有此心而以善吾身之用者，人性之本然也，其以此心而出应天下之变者，人事之必然也。我亦人也，则内之具此理于心者同也，外之与万物相接者同此理也。舜不内而有不仁之傲弟乎？外而有不顺之三苗乎？而大仁敷焉，大礼叙焉，蒸义而克谐，舞干而苗格。其在当时也，典叙礼秩而四海风动，天下法之，实有以为之法也；讫于今日也，为典为谟，而百世为经，后世传之，实有可传者也。我反之己，而能然乎？如其未也，则亦与乡人之出没于私利之中，萦扰于近小之地，得之而喜，失之而忧，心逐物迁而贸贸以终身者同耳。夫欲为君子而至邻于乡人，其去妄人也几何哉！其去禽兽也几何哉！是犹不可忧乎？而君子之忧之也何如？不忧物之难感也，不忧道之难至也，一念尽仁尽礼而一念即舜，念念尽仁尽礼而念念皆舜；如舜则更无可忧而可已矣，必如舜而后可无忧而可已也。若是乎君子之心恒存而不释，终其身于兢业之中，故曰有终身之忧也。
“若然，则夫人之所见为可患者，乡人之鄙陋，役役于得丧顺逆之中，而君子岂有之乎？诚自反焉，而非仁无行矣，无所伤于物矣；非礼无由矣，无所慢于物矣。忽然而有妄人者出，以横逆相加而为一朝之患。君子于此，秉和平中正之心以莅之。其害在一己，而权无可伸，避之可也；不及避而受之，亦无愧也。其害在家国，而法有可，行责之使改可也；不改而诛之，亦无尤也；终不以累吾心而引为已患也。教有所不屑，而不教亦仁；刑出于无心，而刑以佐礼。舜之所以行乎天下后世，亦如是而已矣。盖求诸己则为君子，上至于圣人，而唯有反身而诚之道；求诸人则为乡人，下至于禽兽，而止此怨望于人之心。忧与患皆心为之，而其不同如此。夫人之立心可无慎哉！”
呜呼！孟子之言所以示后之学者至矣！乃其言君子之忧，则唯在未免为乡人。乡人者，非果有大恶也，而其习俗之所流必成乎大恶。吾党耳目闻乡人之言，目日见乡人之事，心且习为乡人之心，而不知所以异也。吾老而愧之弥甚，况其在初学之始志乎！
【元典】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
【译文】禹、后稷处在太平时代，三次路过家门都不进去，孔子称赞他们。颜子处在乱世，居住在僻陋的巷子里，一个小竹筐装饭吃，一个瓢子舀水喝，别人忍受不了那种清苦，颜子却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称赞他。孟子说：“禹、后稷、颜回（遵循）同一个道理。”
【诸儒注疏】事见前篇。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理学讲评】这一章是孟子断禹、稷、颜回出处之同道。先述其事说：“自古圣贤得位行道莫盛于禹、稷；隐居乐道莫过于颜子，然其事有不同。禹、稷当尧舜之世，天下治平，列在九官之位，一则平治水土，一则教民稼穑，周历四海不惮勤劳，甚至三过家门亦不暇入，其忘身以忧民如此，孔子上嘉唐虞，每以禹、稷为贤而推尊之。颜子当春秋之世，天下大乱，隐于陋巷之中，以一箪为食，以一瓢为饮，其贫窭之状，使他人当之必有不堪，而颜子处之泰然，不改其乐，其修身以遁世如此。孔子品第门入，每以颜子为贤而称许之。夫出处异致，而皆为圣人所与，故孟子因而断之说：‘禹、稷、颜子其出处不同，然禹、稷进而救民，虽功盖天下，其道非有异于颜子；颜子退而修己，虽善止一身，其道非有异于禹稷。’”盖时可以行，则出而为禹稷；时可以藏，则处而为颜子，其心一而已矣，出处之迹，乌足以泥之哉？
【元典】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译文】禹一想到天下的人有淹在水里的，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淹在水里似的；后稷一想到天下的人还有挨饿的，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挨了饿似的，所以才那样急迫（地去拯救他们）。
【诸儒注疏】禹、稷身任其职，故以为己责而救之急也。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禹、稷、颜回同道，而事有不同者，以所处之地异也。当禹之时，洪水滔天，下民昏垫，禹任司空之官，以治水为己责，心里时常思想，只要使天下百姓每皆得安居，其心始慰，若治水无功，尚有漂流陷溺的，就是我溺了他一般，有不能一息自安者矣。当稷之时，农功未作，黎民阻饥，稷任田正之官，以教稼为己责，心里时时思想，只要使天卞百姓每皆得饱食，其心始安，若劝农无效，犹有枵腹饥馁的，就是我饥馁他一般，有不能一日少宁者矣。禹、稷以民之忧为己忧，其自任之重如此，故禹乘四载，不惮胼胝之劳；稷播百谷不辞躬稼之苦，汲汲皇皇只要救天下之饥溺，所以过门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颜子则不任其职，无治乱安危之寄，故得箪食瓢饮，自乐于陋巷之中耳。其所处之地不同，而要之各尽其道也。”
【元典】
“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译文】禹、后稷和颜回如果互换一下处境，也都会这样的。
【诸儒注疏】圣贤之心无所偏倚，随感而应，各尽其道。故使禹、稷居颜子之地，则亦能乐颜子之乐；使颜子居禹、稷之任，亦能忧禹、稷之忧也。
【理学讲评】孟子承上文说：“禹、稷、颜子地位不同，故出处各尽其道如此。设使禹、稷穷而在下，无济世安民之责，则所处者亦颜子之地也，必能乐颜子之乐，而思不出位矣，岂至于过门不入乎？使颜子达而在上，有辅世长民之任，则所处者亦禹、稷之地也，必能忧禹、稷之忧而为国忘家矣，何暇于箪瓢自乐乎？所以说易地则皆然。”可见圣贤之心本无偏倚，随感而应，用之则行，固未尝有心于用，而涉于徇人，舍之则藏，亦未尝有心于藏，而至于忘世。此其道之所以为同也。
【元典】
“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译文】假设现在有同室的人打架，（为了）阻止他们，即使（匆忙得）披散着头发就戴上帽子去阻止，也是可以的。如果乡邻中有打架的，也披散着头发就戴上帽子去阻止，那就太糊涂了；（对这种事，）即使关起门来（不管它）也是可以的。
【诸儒注疏】不暇束发而结缨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喻颜子也。
此章言圣贤心无不同，事则所遭或异，然处之各当其理，是乃所以为同也。尹氏曰：“当其可之谓时。前圣后圣，其心一也，故所遇皆尽善。”
【理学讲评】孟子发明禹、稷、颜子之同道，又比方说：“今有同室之人，一旦互相争斗，这与我休戚相关，虽当洗沐之时，未及束发便加冠结缨，弃而往救，亦不为过，盖其地甚近，则其情甚急也；若是乡邻之人，互相争斗，这与我利害不切，却也要被发缨冠而救之，则不达于理矣，故虽闭户不出，亦不为忍，盖其地少疏，则其情少缓也。然则禹、稷身任其责，视天下就如同室，故急于救民；颜子不在其位，视天下就如乡邻，故安于修己。盖随其所遇，而各当于理，此其道无不同，而孔子所以皆称其贤也。”按战国之时，杨、墨之说盛行，杨氏为我，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虽同室之斗亦将有闭户不出者，这与颜子之道不同；墨氏兼爱，不惜捐顶踵以利天下，虽乡邻之斗亦将有缨冠往救者，这与禹、稷之道不同，惟禹、稷可以为颜子，而不流于兼爱；惟颜子可以为禹、稷，而不涉于为我。出处进退一随乎时，此孔子时中之道，而孟子之所愿学者，故揭之以示人，亦辟杨、墨之意也。
【心学讲评】道者，所当行之路也。路皆人所可行，而唯己之所往，由是以达焉，则为当行之路。行之而己之理得，行之而己之心安，则道在焉。故禹之言曰：“安汝止”，自安其所止也。夫子告颜渊曰：“为仁由己”，审之己而道宜，则仁也。今以出处言之，功名之士与隐逸之流交相为非，而不知皆道也。道因地而迁，南之北即北之南，无定名而从乎人之所向。故地不同而期以所当行者同。孟子因孔子之追论禹、稷与贤颜子，而发明其理，以见道在一心之自审，而非可据古人之一涂以取必也。论古人者先论其世，世之所值即其所处之地，即道之所自生也。
禹、稷所当之世，虽平成未奏，而上有圣君，下有哲相，世之所自平也。禹受司空之命而平水土，稷任后稷之事而教稼穑。勤于其职，三过其门而不入、在巢、许之徒，方谓尧、舜已治，何可越俎代庖？而孔子尚论则贤之，贤其不私一己而利及天下也。颜子所当之世，虽民生已奠，而上无天王，下无方伯，世之所自乱也。颜子于斯隐居好学、居则于僻陋之巷，食则一箪，饮则一瓢，人不堪其贫而以为忧，颜子以自乐其道而不改。在求、路之辈，方谓如或知我，可以治赋足民，而孔子论定门人独贤之，贤其不徇天下而失己也。
夫孔子进不迫求禹、稷之功、退不必同颜子之隐，而于三子皆有所推奖，则疑道之不一，而惟人之趋也。孟子曰：“孔子之贤之之心，岂有异哉？禹、稷、颜子同道，故同贤也。在禹、稷非以进慕夫功名也，其所当然者在勤劳之不恤；在颜子非以退甘夫隐逸也，其所当然者在贫贱之不忧。盖君子之心，必不以一己之便安而迁其志，故出而不避其劳，可与阴阳争险阻；处而不徇乎物，必与世运辨贞淫；无私也，则见之精，无倚也，则规之大；其道同矣。道者，决之于心而酌其当然者也。颜子之心不易言矣，夫禹、稷之过门不入，何以如是其亟哉？可以知禹、稷之心矣。禹之治水，以拯溺也，而亟于四载之乘，则想见其心，思天下有未出于洪流而溺者，犹己溺之矣；稷之教稼，以救饥也，而亟于百谷之播，则想见其心，思天下有未喻于田功而饥者，犹己饥之矣。唯其心之所思如是，则若或迫之，若或勉之，不如是而寤寐不安、形神不释者，故三过不入，不自知其已亟焉。则由是以想颜子之心，食不箪食，饮不瓢水，居不陋巷，其寤寐不安、形神不释者亦然。贤者之心各行其志，初不私一己而或为物论所摇，以贸贸然而进趋于功名，贸贸然而决计于隐逸，其心同，故其道同也。
“虽然，道既同而行事何为其异，居心又何为其不一哉？则道者因地而生者也。居禹、稷之地，则由禹稷之所行而乃至乎道；居颜子之地，则由颜子之所行而乃至乎道。使禹、稷处无道之世，君不我庸，相不我举，而以天下为亟，则志徇乎外慕而失己；使颜子处明良之世，任之也专，受之也大，而以穷居为乐，则情安于苟且而己亦丧。唯其因时之所以处我者而皆有自处之道，故禹、稷而易颜子之地亦箪瓢陋巷而乐也。有其乐，故可以忧天下之忧；颜子而易禹、稷之地，亦三过其门而亟也，自亟其亟，而非亟人之亟也。易地皆然，故孔子交有以信之而同贤之也。则请为喻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