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讲评】近臣，是在朝之臣。远臣，是远方来仕之臣。孟子又告万章说：“君子小人，其类自别，故取人之道，各以其类观之。我闻近臣处于国中，常为人所主者，欲知近臣之贤否，但观其所为主的是何等样人，其人果贤，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近臣之贤可知。若同乎流俗，则近臣亦流俗之辈矣。远臣来自他邦，常主于人者，欲知远臣之贤否，但观其所主的是何等样人，其主果贤，则是依仁而居，托义而处而远臣之贤可知。若比之匪人，则远臣亦匪人之徒矣！是或主人，或主于人，虽若非素定之交，而为小人，为君子，则各有相从之类，然则痈疽侍人其非孔子之类明矣。而乃谓孔子主于痈疽侍人，则是以至圣而主于至不肖之家，何其不类之甚也，尚可以为孔子哉？”好事之说，可不辩而自见其妄矣。大抵君子小人，其人品较若黑白，本无难辩，而臣下每失之诡随，人主每失之偏任者何？君子以同道为朋，务在进贤，小人以同利为朋，务在植党。君子之朋主于济国，故疏于防奸，小人之朋志在得权，故工于诋正。是以直道难容，枉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人主不可不察。
【心学讲评】君子小人之界，大辨昭焉，大防立焉。于此不审，则虽欲为君子，而必不能。故出去之严，先严于所交，而择君必于择所主，即至于圣人而岂有异哉！圣人之所为，非君子之所能至，而君子之所不为，未有圣人为之者。游士之说，以达权诬圣人，而遂及孔子。孟子不与深论，而但据实以折之。
万章问曰：“孔子之行藏，传闻审矣。但其所主，未有考焉。或谓世主不能有特达之知，则圣人亦必因缘而进。卫有痈疽，以技术为灵公所宠，孔子于卫主之，是以有际可之仕。齐有寺人瘠环，以内臣为景公所任，孔子于齐主之，是以有尼溪之请。志在行道者，不妨因机以利见，果有之乎？”
孟子曰：“否。齐、卫之有此二人与无，且无所从考，而孔子之授馆自有所因。因幸臣而介绍，所固无也。圣人之行权必不紊者，君子小人之辨；圣人之欲行道而必慎者，事君信友之诚。盖不然也。为此说者，乃急于求用之人，其情贪，其志躁，造为此言以诬圣而自文也。孔子于齐所主虽无从考，而于卫则有其征。其所主者，非主痈疽也明甚，盖主颜仇由焉。仇由者，卫之贤大夫，故相得而欢，可与决出处者也。于时而适有弥子之事，尤可征孔子之不轻于主焉。弥子者，卫侯之幸臣。子路者，夫子之乐与从政者也。而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略其人而相与言情，故弥子之情亦似可矜，无嫌白于子路之前。而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何用主颜氏哉？若其主我，我可取必于君，而卫卿可得也。’弥子自生其敬用圣人之心，而其情亦似可矜矣。子路以告，以为请主自彼，或亦大道之可容乎？而孔子毅然曰：‘有命。’欲得位而行者，君子之心，而天下之治乱、道之兴废，天所命也。既有卫卿归之之命，而何事强所非好以从弥子乎？故孔子之为用为舍不一矣。然其进也必以礼，事尽其敬，而己必致其让，不以圣人为礼之所自出而惟其意也；其退也必以义，审之严而断之决，不以圣人为义之所自裁而任其情也；其得之也，或不得也，则日有命，道在己而数任之天，不以圣人为命之所自造而用其权也。若如或之云主痈疽与寺人瘠环，进退不揆于所可，得失不听之于天，则是以义无定理、命无定数，而惟意所行可矣，而孔子又何为是拘拘者乎？“夫君子之于小人，臭味之不相亲，志行之不相得，即须臾之顷，危迫之际，亦固有不能违心以妄相托者。孔子不说于鲁、卫，道已不可行矣；而过宋也，又遭桓司马将要之于道而杀之，时更危矣。微服而过宋，未尝不以避患为道也。乃是时在当陀之际，得所主焉，亦足以为之防矣，而所主者尤必其贤者也，盖司城贞子焉。贞子尝仕于陈，而为陈侯周臣，盖能择君而仕者，其志行足以动圣人久矣。盖于此而君子小人之大辨存焉。
“尝闻之观人之法矣。观在国之近臣，则以其所为主者，贤足以致四方之贞士，而不肖者为邪僻之归也；观初至之远臣，则以其所主者，贤者必依贤而始安，而不肖者趋邪径之恐后也。盖或志在道义，或情迷势利，言则相合相副，声音笑貌则相知相喻；而不然者，强之而不亲。若如或者之言，孔子而主痈疽也、侍人瘠环也，所闻者非所乐闻，所见者非所愿见。于斯时也，为孔子者将何以自安乎？声气各从其类，故千里一圣而若同堂，天下无邦而宁终老。彼俯仰随时，托匪以几遇合者，则亦其志趋之卑污，适与彼同而已矣。圣人行藏之大用，虽不为孤介之行，乃不得见圣人而思君子，不得善人而思有恒，此固心之安，理之得，不容强者，岂好事者之所知哉！君子之于小人，处之有礼，御之有道，变化之有渐，一旦而遽至其前，与谋出处之大，则所必不能者也。”
【元典】
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
【译文】万章问道：“有人说，‘百里奚用五张羊皮的代价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口的人，替他喂牛，以此（寻找机会）求得秦穆公任用’，这是真的吗？”孟子说：“不，不是这样；是好事者编造的。”
【诸儒注疏】“百里奚，虞之贤臣。人言其自卖于秦养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理学讲评】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自卖其身。万章问于孟子说：“古之贤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霸业，其功名至显盛矣。或人乃言其进身之始，欲往见秦穆公而无资，遂自卖其身于秦国养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为其家喂牛，以此夤缘求见于穆公。穆公以为贤，遂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识此语果诚然乎？”孟子答说：“否，此言殆非然也。盖古人未遇之时，虽不免累于困穷，乃其得君而仕，则必不肯甘于污辱。为此言者多由好事之人，喜为不经之论，欲自掩其污辱之行，而假借于古人之名耳。岂以百里奚之贤而肯为食牛干主之事哉？”是时列国游士，若弹铗吹竽，鸡鸣狗盗之徒，挟其术以干世主之好，冀于一用者甚多，故往往借圣贤之事，以自文其私。如前以割烹要汤诬伊尹，此又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大抵皆以不正之心度圣贤，故孟子断其出于好事之口，所以辟邪说，正人心者至矣。
【元典】
“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
【译文】百里奚是虞国人。当时晋国用垂棘所产的美玉和屈地所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告（虞公不要答应），百里奚不劝告。
【诸儒注疏】“虞、虢”，皆国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产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马也。“乘”，四匹也。晋欲伐虢，道经于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实欲并取虞。“宫之奇”，亦虞之贤臣，谏虞公令勿许。虞公不用，遂为晋所灭。百里奚知其不可谏，故不谏而去之秦。
【理学讲评】虞、虢都是国名。垂棘、屈，都是地名。宫之奇，是虞臣。孟子又告万章说：“吾于百里奚而谅其无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观其平日去就之间而已。盖百里奚虽仕于秦，而生长于虞，本虞国之人也。当其在虞，何尝知有秦，只因晋人听苟息之计，兴伐虢之师，恐道经于虞，为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与夫屈地所产之良马，行赂于虞，以为假道之资，因越虞以伐虢，实欲先取虢而并及于虞也。虞公贪受璧马之赂而不顾亡国之患。是时虞臣宫之奇以为虞之与虢，有辅车唇齿之义，虢亡则虞不能独存，于是谆谆然谏止虞公，而虞公不能听也。百里奚见得晋人之计已成，虞公之昏难悟，以为空言何补，遂不谏而去之秦，此其去虞从秦之由如此。”向使虞公能听忠言而邻晋人之赂，则虞可以不亡，而百里奚可以不去。其去虞而适秦乃迫于虞之亡，而非有利于秦之用也。何为而有食牛干主之事哉？夫以虞公一贪璧马之赂，而良臣遂去，国随以亡。货利之足以坏君心，速败亡之祸如此。是以明君贱货而贵德，不宝珠玉而宝善人也。
【元典】
“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
【译文】他知道虞公不会听从劝告，就离开虞国到了秦国，当时已经七十岁了，（如果）竟不知道靠替人喂牛求得秦穆公任用是污浊的，能说他聪明吗？（知道虞君）不会听从劝告就不去劝告，能说不聪明吗？知道虞公就要亡国而先离开，不能说不聪明啊。一旦在秦国受提拔，就知道穆公是个可以同他干一番事业的君主而辅佐他，能说不聪明吗？做了秦国的相而使他君主的威望显赫于天下，并且可以流传到后世，不是贤者能做到这一步吗？卖掉自己去成全君主，乡里自爱的人也不愿干的，倒能说贤者肯这么干吗？
【诸儒注疏】“自好”，自爱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为污；其贤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当孟子时已无所据、孟子直以事理反复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圣贤未遇之时，鄙贱之事不耻为之，如百里奚为人养牛，无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尽礼，则不可得而见，岂有先自污辱以要其君哉？庄周曰：‘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贱而与之政。’亦可谓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圣贤出处之大节，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当时好事者之论大率类此，盖以其不正之心度圣贤也。”
【理学讲评】孟子既述百里奚处虞之事，遂断之说道：“凡出处大节，惟智者能辨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谏，脱身去秦，此时年已七十矣。其阅世既久，见理甚明，若食牛干主之事污贱可耻显然易见，而百里奚曾不知其为辱，贪昧甚矣，岂可谓之老成有智虑者乎？然不智则必不能知语默之宜，百里奚知虞公之惑于利，谏之必不肯听，遂止而不谏，此其当默而默，非有见几之明者不能，岂可谓之不智乎？不智则必不能知去就之分，百里奚知虞公之将亡，不去且及于难，乃先去以远祸，此其可行则行，非有保身之哲者不能，不可谓之不智也。不智则必不能知废兴之机，当其去虞而举于秦，知穆公之贤，可与有为也。遂委质以相从，受任而辅国，此其可仕则仕，非有择主之智者不能，岂可谓之不智矣乎？其智既有足程，其中必有定见，彼食牛干主，少知礼义者所不屑，而谓智者肯为之哉？”自好，是自爱其身。孟子承上文说：“百里奚之为人，不但其有过人之识，而且有辅世之功。盖使其仕秦而得君行政，曾无功业之可闻，则亦未足以见其贤也。今观其相秦而佐穆公以治国，使其君威令布于诸侯，声名显于天下，而其余休遗烈，且可传之后世，保子孙而泽黎民，其功业之显盛如此，是何等样贤相，而岂庸庸琐琐，不贤者之所能为乎？夫既有贤者之事功，则必有贤者之志节，若使自卖其身，以成就其君，冒污辱之羞，赴功名之会，此虽乡党之常人，稍知自爱其身，而顾礼义，惜廉耻者，亦不肯甘心于此。曾谓贤如百里奚者，有尊主庇民之功，而肯为降志辱身之事哉？好事者之言，诬亦甚矣！”观于此章百里奚一人之身耳，在虞无救亡国之祸，在秦遂成致主之功，非其佞于虞，而忠于秦也，听与不听，用与不用耳。贤才之用舍，关人国之废兴如此，任贤图治者，宜鉴于斯。
【心学讲评】战国之士，苟求仕进者，辱身贱行，无所不至。恃其机械之巧，则自谓智；苟且之功，则自谓贤；而徒祸人国，为后世笑。盖其汲汲于利达之心，身之不恤，何有于天下？则斯世安危存亡之大辨，初非其所计及，而身世交丧，良有以也。乃倡为邪说，谓古之贤者亦如是，其说愈趋愈下，遂有百里奚自鬻之说，是不可以不辨。
万章问曰：“或日百里奚当未遇之时，思求见于君而不得，乃自鬻于秦养祀祭牢牲之有司，得五羊之皮，为执食牛之役。饭牛，牛肥，穆公见而喜，问之借牧事以进伯说焉。盖古之贤者苟欲致身以利国，无不可为也。其言信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