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而王色乃定：非能纳忠也，孟子之辞正而怒无所逞也。然后请问异姓之卿，亦姑听孟子之毕其词而后折之乎。孟子则终以正对曰：“夫异姓之卿以义合，则道在身而卿为轻耳。其道在匡君也，则君德之得失，皆其所不容诿也。有过焉则谏，慎之于微而养之有渐，无问其过之大小也。谏而不听，不但已也。去就之际，不可以激也。反之覆之，以尽其理，而尚不听焉，则君子不可虚拘，自可洁身以全道也，于是奉身而去之：立朝而道不行，为贤者所深耻，去而后吾之居大任而无惭，以自求其志之道尽矣。此异姓之卿，以义胜恩者也。”乃王之闻此，无所用怒焉。若其不足以体孟子之微言以自警，则未之能改也。夫贤人去矣，则邪佞且登于大位；国危，身之不保，且求若易位者之能全其宗社而不可得。故先王亲、贤并建之意精矣。人主知宗社为重而己为轻，则战战栗栗以保大位，顾辅弼而如临师保；知贤人易去而难合，则听忠告之语必欢然受之；而君德何患不成？国家何患不安？此先王立卿以相人主之深意，而岂有辱职以效奔走哉！王之不悟，故孟子终去之，则勃然变色之下，去齐之心早已决矣。
【心理穿梭】集注“无不可事之君，无不可使之民”，是伊尹胸中至大至刚语，然须于此看出伊尹偏处。其云至大至刚者，言气足以举之也，须与孔子“天下有道，某不与易”自有分别。伊尹但在自家志力学术上见得恁地有余，谓己有此格君救民之道，更不论他精粗软硬，无往不成。若孔子则直与天地生物一般，须如此生生长长，收收成成，不徒恃在己者有此可化可育、可亭可毒之用。“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说得极平易，却广大高明，无可涯际在。孟子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学孔子处，不徒以己有兼善天下之才为本领也。
孟子于“圣”上更加一“智”字，已显示圣功、圣学更不容但在资禀上说。若说资禀，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况三子之于孔子！使孔子而天纵以智，为三子之所必不逮，则孟子之愿学，又从何处描摹邪？
子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学”，不可认作托言以诱学者。使然，则夫子此语早已不忠不信矣。学者于此处若信圣人不过，则直是自弃者，不足与言。
夫射者之有巧力，力固可练，巧固可习，皆不全由资禀；而巧之视力，其藉于学而不因于生也为尤甚。总缘用功处难，学之不易得，庸人偷惰，便以归之气禀尔。
朱子言“颜子所进未可量”，又云“缘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有偏”云云，深得孟子之旨。即如伊尹在献亩之中乐尧、舜之道，便且就尧、舜之泽生民上着意；及云“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只在以其知觉觉天下上看得仁义之用，则亦似未尝向静存动察中体备着位天地、育万物大合煞处分明至极也。则使三子者以孔子之下学上达者为作圣之功，亦何资禀之可限乎？
三子之得为圣，是他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故造其极而无所杂。乃其以人欲之净行天理之所流，则虽恁莹彻条达，而一从乎天理流行之顺直者一径蓦直做去，则固于天理之大无外而小无间者，不能以广大精微之性学凝之。盖人欲之净，天资之为功半于人事，而要不可谓无人力。若天理之广大精微，皆备而咸宜，则固无天资之可恃，而全资之人事矣。
孔子“吾十有五”一章，自说得工夫何等缜密！虽在知命以还，从容中道之妙，非期待刻画以为功，而其存养以洗心退藏者，要岂一听之自然乎？故孟子言“圣、智之事”两“事”字，恰紧与“必有事焉”之意同。此或未察，乃云“为学者言之”，则圣人之圣智既绝乎人事矣，学者乃以“事”学之，岂非拟登天而以梯邪？
夫射者之习为巧也，固有内正外直、审几发虑之功，学者之所必习，亦羿之所必习也。故人可使学为羿，而岂羿之巧自性生，为人事所必不至者哉！唯释氏为怪诞亡实之论以欺人，故装点就“未离母胎已证菩提”、“堕地七步唯吾独尊”一派淫邪之说。圣人之道，人道也，君子之学，圣学也，亦安有此邪！故知归三子之偏于气禀，盖朱门诸子诬其师之印可，而非朱子之云然。
东阳云“此章‘圣’字与‘大而化之’之圣不同”，非也。如伯夷求仁得仁而无怨，伊尹处畎亩乐尧、舜之道幡然一改而伐夏救民，此岂更有未化者哉！“大而化”之化，与《中庸》之言“变则化”者，固有在己、在物之分。然于己未化，则必不能化物，而不能化物者，亦即己之未化也。如夷、惠之流风，兴起百世之下，伊尹格正太甲，俾其处仁迁义，则既于物而见其化矣，是岂其居之为德者犹有所挂碍，而不能达于变通者乎？
孟子日“伯夷隘”，隘似与化相反，故东阳疑之，而其实不然。大同中之条理有其化，一致中之条理亦有其化也。人欲净而天理行，则化自顺。伯夷之隘，固不与鲍焦、申徒狄一流私意用事、恫戾疾物者等，故鲍焦、申徒狄满腹是怨，而伯夷不然。求仁而得仁，固已优游厌饫于天理之中，无往而不顺矣。伯夷之隘，隘亦化，故日“圣之清”。伯夷之化，化于隘中，则虽圣而亦隘也。
孟子之答浩生不害，于圣上又加神之一位，盖以三子为圣，而孔子为神。日“圣之时”，时则天，天一神矣。《易》日“化不可知”，化自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如春之必温，秋之必凉，木之必落，草之必荣，化之可知者也，三子所得与之化也；物之品物流形者而以各正性命，各正性命者而以保合太和，元亨利贞用于至微而体于至显，春夏秋冬有其定位而无其专气，化之不可知者也，孔子之所独也。孔子之异于三子，不于其广大高明之性，而于其中庸精微之德，故以射之巧譬之。不能化则无以行远，犹射者之不能至。如鲍焦、申徒狄之清，邓禹、陶侃之任，东方朔、阮籍之和，行将去便与道相龃龉。三子却一直顺行去，更无蹭蹬差池，是可谓“大而化之”矣。
不知者乃谓孔子能化而三子不能，直将“化”之一字看得玄妙无定体。唯孟子知圣之深，则直在洗心藏密处拣出极深研几之妙。盖化之粗者，便奇特亦自易知，日月之广照、江海之汪洋是也；化之精者，即此易知处便不可知，水之澜、日月之容光必照也。两者俱化，而可知、不可知分焉。不可知者，藏之密也，日新而富有者也。何尝有超陵变幻，为出于三子所化之外别有作用也哉！
化则圣也，不可知则圣之时也。化则力之至也，不可知则巧之审中于无形者也。以此辨之，则以言三子之德也不诬，而学孔子也亦有其津挨矣。
“不可知”只是不易见，非见之而不可识也。人之所不易见者，唯至精至密者而已。虽云不可知，却是一定在，如巧者之于正鹄然。天之有四时，其化可见，其为化者不可见。若人所为，便大纲露出本领来，分派下做作用，赏则喜之形，罚则怒之形，尽他奇特，都有迹在。如伯夷之清，其始如是，则终莫不如是，可以掐着搦着算定，总为他在粗枝大叶上布规模，立轨则。若天之有时，绵绵密密，而所以为寒暑生杀者，总在视不见、听不闻之中。孔子之不显其德以为载于无声无臭者，下学而上达，知之者唯天。人在作用上着心目，则更无亲切处也。乃其所以示人，则又无所隐，而若未有知者。然非使人见之而不能测识之，如异端之所谓神通者比。此以《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求之，则庶几不差。学者未到孟子知圣地位，且就博文约礼上讨线索，煞定仕、止、久、速看他功用，鲜不迷矣。
程子以孔子为乘田则为，为司寇则为，孟子必欲得宾师之位，定孔、孟差等。如此说道理，是将孔子竟作释氏“一乘圆教”“四无碍”看。圣人精义入神，特人不易知尔，岂有于此亦可，于彼亦可，大小方圆，和光同尘之道哉！
孟子日“孔子圣之时”，与《易》“六位时成”之义同，岂如世俗之所谓合时者邪！春夏秋冬固无一定之寒暑温凉，而方其春则更不带些秋气，方其夏则了了与冬悬隔，其不定者皆一定者也。圣贤有必同之心理，斯有可同之道法，其不同者时位而已。一部《周易》，许多变易处，只在时位上分别；到正中、正当以亨吉而无咎，则同也。故孟子以论世为尚友之要道。
孔子之先，自华督之难奔鲁而仕于鲁，到鄹大夫时，亦为鲁之世臣矣。春秋时，世禄之法未坏，而士之子必为士，而仕者非有大故，必于其宗国。则孔子既嗣鄹大夫之禄，自不得不仕。乘田、委吏，为职虽小，而亦筮仕者初登仕版所必循之阶，岂可以我有圣德而操一不屑之心乎！古者五十始爵乃命为大夫，周礼固在，不容越也。孔子之为此，自在蚤岁，义之宜，道之正，而岂故为委屈邪！
孟子虽鲁之公族，而失其禄位，降在氓黎者已久。鲁缪、平之世，三家不复执鲁政，疑悼公、元公尽去三桓，不复列其子孙于在廷矣。孟子于宗国无可仕之阶，逮游道既通，则已在五十受爵之年，固不容自乞卑官，以枉道辱己。且齐、梁之君卑礼厚币聘之以来，若更自请散秩以受微禄，不承权舆而甘为折节，愈不可矣。
抑乐正子固云“前以士，后以大夫”，则孟子曾为士矣，未尝必得宾师而后仕也。孟子既以抱关击柝为禄仕之宜，则其不必宾师之位者可见。孔子道不行于鲁，不脱冕而行，则其处司寇者，与处乘田、委吏之去就，固不同矣。
圣人居上不骄，在下不忧，方必至方，圆必至圆，当方而方则必不圆，当圆而圆则必不方，故日“规矩方圆之至，圣人人伦之至”也，而岂有方圆无不可之理哉！学者之大忌，在推高圣人，以为神化不测，而反失其精义入神、合规应矩之大经，则且流于俗学，人于异端，而成乎无忌惮之小人矣。
朱子讥贾谊失进言之序，斟酌事理，允为定论。从来评贾生之得失者，未能及也。古者大臣坐而论道，以至庶人、工、瞽，咸可进言。然庶人、工、瞽之所言者，必非百官之所言；小臣之所言者，必非大臣之所言也。唯大臣所论者道，则朝廷之建立因革，一切制治保邦，文章度数，须通盘彻底，料理一成局而陈之，以授百工之作行。若居言职者，则必有愆而后绳，有缪而后纠，方无愆缪，且不可立意思，逞议论，徒增聚讼。有官守者，则在兵言兵，在农言农，在礼言礼，以专治其事则利害亲而言之无妄也。至于庶人、工、瞽之谏，则又必国家显着之事理，介于得失安危之大，在廷者蒙蔽不以上闻，而后可陈其一得以待采焉。
今谊所言者，外制匈奴，内削侯王，上求主德，下正民俗，以洎乎礼乐制度，正朔服色，为天子所操三重之权者巨细毕举，尽取汉家之天下，画一成局，而欲竟授之有司，遵而行之。此大臣所从容坐论于燕间之道，而谊以疏远小生，辄以纸窗竹屋之所揣摩者握朝野中外以唯其所指使。则是以天下为饱得饱失，试少年议论文章之物，而可哉！
故知位卑言高，急于自炫之罪，不可以加之朱云、郇谟、郑侠、陈东直言敢谏之士，而唯谊允当之。而孟子之旨，本以为为贫而仕者留一优游进退之局，以尽其素位之道，非概以出位而言责小臣，而归言责于大臣，义自着明，无容惑也。
不敢见，礼也；不可召，义也。一章之中，纵说横说，乃于“义礼”二字，条理则自分明。如云“且”，云“何敢”，云“奚可”，云“岂敢”，云“况乎”，直恁清出。
礼有常经，义由事制。唯合夫义之宜者，则虽礼之所无，而礼自可以义起。如君欲有谋则就之，尧与舜迭为宾主，一合于尊贤之义，则当其行之，不患乎礼之不中于节文，而不必引君尊臣卑之礼以守其不敢矣。若礼所本有，则义即不宜，而一以礼之经为宜。如孔子非鲁君之所可召，而召必赴焉，则礼有其常，为礼屈而非为势屈，于义固宜，抑不必据不可召之义以自亢矣。
礼义相为错综以成经纬，固有合一之理。乃圣贤审物度己，则必既求之礼，又求之义，虽求之义，亦必求之礼，无不可者，而后决然以行其志。此孟子所以不陷于一偏，其以养君子之刚大者，即以定人道之高卑。乃知“王前”、“士前”“贫贱骄人”之说，苟自矜厉以亏典礼。而蹑屏王门者，既以自辱其身，而犯上干主，其越礼逾分，亦已甚矣。注、录未悉。
易位之事，后世所以不可行者，非孟子之言不可通于来今也。霍光行之，毕竟是胡乱。盖封建之天下自与郡县异，到秦、汉以后，天下事大段改易，如此诧异事更不可倚古人行迹莽撞。
且孟子所言，要为诸侯言尔。诸侯危社稷，则贵戚变置之，抑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旁告四邻，可以相信相从，而贵戚之卿虽首发策，亦无嫌于犯上。若夫天子之不可易者，非徒三仁不能行之于纣，三代之末主之失道者多矣，从未有为此举动者。盖天子之于臣，纯乎臣者也；古者诸侯之卿命于天子，则不纯乎臣者也。亦几与今之首领同。不纯乎臣，而上又有天子可以请命，则虽贵戚之卿易之，而实天子易之矣。若四海一帝，九州一王，君虽不君，谁敢制命自己，而侥幸以成非常之事哉！“委任权力”，亦何足恃，而可以为三仁之所不敢为乎？此霍光之所以不学无术而酿山、禹之逆，司马昭、桓温所以为枭獍之魁而不可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