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讲评】《诗》以道性情，而情之所发，切而不可忘者，在忠臣孝子之自审而自知之，至，而非执一以概论者之所能喻也。
有可以和平处之而不容激，有必致其悲痛迫而尚论者必揆其理，达其情，乃知其用心之平王之傅为太子而作《小弁》之诗，夫子有取焉，而登之《雅》。乃高子乍读此诗，而肆意以讥之。公孙丑闻其说而以质之孟子曰：“高子之论《诗》也，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处君父之际，当谗妒之时，君子而处此，自有君子之道，以正君子之情，而小弁则否，盖小人之道矣。读是诗者未尝有定论，而高子言之，独有所折衷焉，其言将无然乎？”孟子曰：“小弁之诗具在，反覆咏之，未见其有小人之心者。而高子何据而言之？”公孙丑曰：“高子以为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人子无敢怨其亲之道，而怨则伤恩。乃《小弁》斥君子之信谗，悲我躬之不阅，是以不得为嗣而怨其亲，是以谓之小人之诗。”
孟子曰：“学者为诗，必论其世，论其事，以达其理，达其情。而执乍然之见，守一定之理，以掩古人之深心，则固执而不通。高叟之为诗，不亦固哉！今且为喻言之。有人于此，非可轻者也，非杀之而可无害也，乃有欲射之者。射之者而为越人乎，知其不可射，而无容已于道之矣；而解怨释纷，有和平以处之之道焉。则方其关弓之时，谈笑而道之，听我则得矣；不听，于己无失也。此岂以越人之射为不可匡救乎？盖情既于我疏，则迫遽之情自然不起，不期于缓而自缓也。如其射之者而为其兄乎，其为不当射，犹之越人也，而一往难解之情，于关弓之下垂涕泪而道之，即不听而必不自己也，此岂不能从容婉谏以无得罪于兄乎？盖情既于我戚，则恻怛之心自然而甚，不期于急而自急也。今《小弁》之所怨者君也，父也，属毛离里，恩不可绝，而性不相感，故忘其词之已激，而疾呼哀吁以长言之，无可奈何，而心寄于篇章之内，则以亲其亲也。夫亲之必亲，而感之即通，动而不自禁，此其情何情乎？乃一本之爱，生乎所性者也，仁也。以仁人孝子之用心，而高叟以不敢怨亲之常理讥之。固矣夫，其为《诗》矣！”
公孙丑曰：“亲则必怨，则凡亲亲者遇亲之过而不容不怨矣。乃《凯风》，亦母也，亦母之不道也，而何以引罪于己，曾不如《小弁》呼我罪之伊何，而斥君子之秉心也？”孟子曰：“是有辨矣。夫均是亲也，均是亲之过也，而过有大小，则心之隐痛者有深浅。《凯风》之母不安其室，失止在于母身，而祸不延于家国，则引咎归己，以和婉感亲，而徐喻于善，可矣。《小弁》之时何时乎？其事何事乎？国本不立，而奸邪乘之以起；文、武之遗绪将于幽王而斩，天下之溃乱将于幽王而成；天谴不知，人祸不恤，天下后世必以殄灭宗周之罪归之于幽王而不可辞，其过之大何如也！使平王而以《凯风》之道待幽王，引罪于己，而归美如父，则是嫡庶可乱，倾亡不足忧，己处于无过之地，而罪专乎君父，漠然不相为休戚，亲疏我而我愈疏亲，无人之心矣。若《凯风》而以《小弁》之道待其母，明己之无尤，斥亲之不若，则是见恶必怒，而无择于亲疏，责善贼恩，以激成乎不相下之势，则如水之触矶，逆流奔放而不可安也。夫愈疏者，唯不知亲之靡瞻靡依而祸福切躬者也，不孝也；不可矶者，亦不知亲之必顺必婉而挽回在我者也，亦不孝也。
“若其不可疏而必不忍疏，岂特《小弁》哉！即大舜亦此心而已矣。瞽瞍之欲杀舜也，与幽民同，而幽王且有宗社之忧。乃其不忍使吾父有杀子贼恩之大恶，则舜于此呼曼天而不已于怨。故孔子称之曰：‘舜其至孝矣，根于心而必不可解者也。故五十而慕亲，如孺子之慕其亲也。得于亲则喜，不得于亲则怨，慕之深，故怨之切；怨之切，唯其孝之至也。’夫舜之孝而唯怨乃至，然则平王之不得终为孝子，尚其怨慕之未至，不能体其傅悲歌无已之情，永念而不忘也。设身处地而观于善败得失之大，乃通天下之理而达古今之情，然后可以为诗。而高叟何足以知之！”
【元典】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译文】宋牼要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遇上了他，问道：“先生准备上哪儿去？”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在交战，我想去见楚王，劝说他停战，如果楚王不高兴听，我再去见秦王，劝说他停战。两位君王中，我总会遇到能说得通的吧。”孟子说：“我不想问个详细，只想了解你的主要想法。你打算怎样去劝说呢？”宋牼说：“我将向他们指出交战的不利之处。”孟子说：“先生的用心诚然是好极了，先生的说法却不行。”
【诸儒注疏】“宋”姓，“牼”名。“石丘”，地名。赵氏曰：“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时宋轻方欲见楚王，恐其不说，则将见秦王也。“遇”，合也。按《庄子》书有宋钘于者，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齐宣王时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徐氏曰：“能于战国扰攘之中，而以罢兵息民为说，其志可谓大矣；然以利为名，则不可也。”
【理学讲评】石丘是地名，昔战国策士有姓宋名牼者，将往楚国游说楚王。孟子偶然与之相遇于石丘之地，因问宋牼说：“先生此行，意欲何往？”宋牼答说：“今百姓之苦，莫甚于战争，而列国相争，莫强于秦楚。我闻秦楚二国兴兵构怨，战斗不休。意将南向而见楚王，说以罢兵息民说，使无攻秦。设或楚王不悦吾言，我将西向见秦王，说以罢兵息民之说，使无攻楚。不遇于楚，必遇于秦。或者二王之中，将必有一处遇合，则吾之说可行，而志可遂矣。”孟子又问说：“先生此行往说秦楚，我且不敢问个详悉，只愿闻个大指，说之将以何为词乎？”宋轻答说：“两国构兵，由其见利而不见害也。我将见秦楚之王，而说以兵连祸结之害，使之知其不利而自寝耳。”孟子因辟之说：“当今游士之策，皆以战攻为尚，先生独于兵戈扰攘之时，而以罢兵息民为说，意在措天下于安宁，志诚大矣。但谋人国家之事者，宜论道理，不宜论利害。今先生欲言构兵为不利则是以利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从也。名号不正，将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矣。或者其不可乎？”
【元典】
“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译文】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喜欢利而让军队休战，这样也就使三军官兵因为追求利才乐于停战。（要是都这样，）做臣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国君，做儿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哥哥，这会使君臣、父子、兄弟最终背离仁义，怀着求利的念头相互对待。这样的国家却不灭亡，是从来没有的。先生（如果）用仁义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喜爱仁义而让军队休战，这就会使三军官兵因为喜爱仁义而乐于停战。（要是都这样，）做臣的心怀仁义侍奉国君，做儿子的心怀仁义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侍奉哥哥，这样就会使君臣、父子、兄弟去掉求利的念头，而怀着仁义之心相互对待了。这样的国家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何必要说利呢？
【诸儒注疏】此章言休兵息民，为事则一，然其心有义利之殊，而其效有兴亡之异，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
【理学讲评】孟子又告宋轻说：“吾谓先生之说秦楚，不可以利为名者，何哉？利之所在，众之所趋，有利则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说道罢兵息民乃国之利，则秦楚之王，必欣然悦于利而投戈解甲，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免于锋镝死亡之忧，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不战之利也。利端一倡，举国之人皆熙熙然争骛于利，为人臣的，怀图利之念以事君，而无实心尽忠者矣。为人子的，怀图利之念以事父，而无实心尽孝者矣。为人弟的，怀图利之心以事兄，而无实心敬长者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惟利是视，竟不知有仁义，皆弃去仁义，怀利以相交接如此，则见利必争，失利必怨，亲爱之心既忘，篡弑之祸将起，国不至于灭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说一行，而其害至于亡人之国。先生欲以此为号而说秦楚之王，不亦误乎？”孟子又告宋轻说：“先生所以说二国者，既不可以利为名，则亦有仁义而已矣。诚使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说道殃民非仁，伐国非义，则秦楚之王必欣然悦于仁义，而休兵止杀，以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师，得蒙休息生养之泽，其谁不乐，是士卒亦乐，罢而悦于仁义之道也。仁义一倡，举国之人皆将熙熙然争趋于仁义。为人臣的，心存仁义以事君，自谓臣职之当尽非有所利而为忠矣。为人子的，心存仁义以事父，自谓子职之当供，非有所利而为孝矣。为人弟的，心存仁义以事兄，自谓弟道之当执，非有所利而为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知有仁义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怀仁义以相交接也。如此，则彝伦式叙，上下交欢，有尊君亲上之风，无悖逆陵犯之俗，其不能兴王业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利之害如彼，仁义之利如此。先生欲说秦楚之王，亦说之以仁义可也，何必以利为言哉？”夫宋轻志于息兵欲以救一时之民困，而孟子晓以仁义，则以正万世之人心。论治道者，宜知所择焉。
【心学讲评】天下之治乱有本。君子欲已天下之乱，必探其本以立论，非不知因世主之情而利导之，可以救一时之祸患；而以乱易乱，则人心益坏，而功在一日者，害且中于无穷。故宁天下之不我听，而终不使乱之自我而开焉。战国之兵争不已，唯仁义不施，而相趋于利。盖不但诸侯之为虐，而人心风俗之陷溺，则胥天下而皆为乱人，君子之所深悲久矣！有宋轻者，以救斗止攻为学，敝敝以干诸侯，其视挑激天下之兵端者为愈矣。乃诡合以求雠其说，而不知其以救天下之心为乱天下之道。一日，将往而之楚，盖亦其迫于当世之心不能自已，而风尘之劳有不恤也。孟子旧识其人，而谅其非不可语者，遇之于石丘，亦将有以教之乎。乃问之曰：“先生未尝有诸侯之事，而有远征之色，将何之焉？今之侯王，亦孰可与言者？而先生不惮惠临之也？”宋径曰：“吾之行，盖有所闻而不能自已也。秦、楚邻而不相下也，久矣。今者吾闻其构兵，兵不戢，则祸中于国而殃及于民。所贵大丈夫者，能为人排难解纷而息天下之害也。我将南见楚王，释其夷陵、鄢郢之怨，以与秦讲而罢兵也。楚王说而从吾言，则楚下秦，而秦兵亦不出矣。如其忿之不蠲，而不能说从吾言以罢兵，而吾岂但已哉！我则将西见秦王，说之以坐享商於、武关之成绩，且许楚和而罢兵也。夫二王之争心虽烈，然我操一可以耸动之术，宛转而迫动之，盖必有所遇焉。而二国之危，万民之难，其解于一旦乎？”
孟子曰：“先生之行迫矣，无暇从容以谈也。且因势而利导者，词不可以预设。轲也，请无问其详。而在先生则实有见于二王谋国不臧之故，而兵不得不罢，在二王则实有陷于不知之咎，而待先生之决其从违，此先生探得失之本原，而以制二王者，必有指也，而愿闻之。”宋径曰：“夫二王之战，将以求利耳。而胜败不可知，报复不可止，尽刍粟于飞挽，弃车仗于中原，其不利明矣。我将言之，而彼能勿动乎？若夫高举远论，言非不善，而无当于世主之情，言之无益，我所不出也。”
孟子曰：“秦以虎狼之威，楚以积怨之余，而先生欲戢其雄心，以无苦天下之父老而生全其子弟，则志大矣。虽然，君子昌言于华屋之下，而倾动天下之耳目，是言出而成乎号。乃唯利是崇焉，则争之所以不可止，贪之所以不可惩，天下之所以不安，生民之所以不救，皆在于此，而建之以为号，以诏天下，则实有其不可者。而请为先生明辨之。
“夫成乎天下之治乱者，仁义与利，有不并存之势焉。今先生而以利说秦、楚之王乎？凡利之为条为理，将委悉而极言之；利之可歆可托，将踊跃而乐称之。秦、楚之王欣动其嗜利之心，而为图利之计，因此而罢三军之师；三军之士固好逸好生而乐罢，则亦欣动其心曰，唯利而后令我之生，唯利而后居我于逸也。因是而感利之能已于危亡，而见天下之无如利者，上有上之利，下亦有下之利，各趋其利，而各自知其利之所从。则为人臣者之事君也，虽循官守之常，而心之所怀，恒挟一宠禄厚薄之计；为人子者之事父也，虽勤奉养之文，而心之所怀，恒持一先畴丰啬之图；为人弟者之事兄也，虽循听命之节，而心之所怀，恒操一施报多寡之情。利在，则君其君，父其父，兄其兄；利所不在，则篡弑悖逆无所惮而不为。于斯时也，一国之中惨怨相仍，争夺相胜，终去仁义，而君臣，父子、兄弟名相连而实相忮害。先生且以救天下之志亡天下，而岂不重拂其志乎哉？
“乃以思夫构兵之无已，而君臣交棘于廷，父子兄弟交困于野，以成乎乱而不可弭者，唯不仁不义而已。不仁，则毒天下而以为快；不义，则吞天下以恣其欲。今先生幸从吾之说，以行先生之志，往而说秦、楚之王日，构兵非仁者所忍也，尚念斯民之生死，而推爱以睦邻，争利非义之所许也，尚守分土之遗制，而息争以安众。仁义之言蔼如也，二王固亦有人之心，而能勿说乎？而因以罢三军之师，则三军之士以罢为乐，而日唯仁义之使我去死亡而享安全也。则人苟能生其慈爱之心，节其贪忿之情，而身世之间已裕如矣。由是而动其天性之良，以反其和平驯谨之素，臣以之事君，不容已于尽忠，心有不忍不敢者为之钦翼也；子以之事父，不容已于尽孝，心有不忍不敢者以为永念也；弟以之事兄，不容已于尽弟，心有不忍不敢者为之笃柒也。试思此日之天下，君臣父子兄弟之间，视利若忘，而息其贪志，相亲相敬，以沐浴于至仁大义之中，兵不试而强大自宾，天下定于一王，而更何劳先生之勤说以止攻乎？夫然，而先生之志亦遂矣，又何必曲殉世主之情以诱之，而持利为口实哉！先生行矣！操吾说而往，二王说而王道兴；即二王不说，而先生终不以一言之失，贻天下无穷之害。先生其敬尚之哉！”
夫孟子以仁义正天下，终于不遇，而断然必以此为尚。盖天下无舍本徇末之道术，君子居正以为人心世道之防，诚有所不能枉者也。
赵注以宋径为宋人，《苟子注》亦同。刘向以尹文子与宋锣干俱游稷下。考齐宣王时，稷下置馆以处游士，孟子盖以其时至齐，与宋锣于相识。
【元典】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
